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近日刊登系列文章“北京的無奈”，文章試圖通過放大北京城市管理中的個別難題，挖掘這座城市作為國際化大都市所存在的包容性問題。

　　事實上，最近幾年，為應對人口密集、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等“大城市病”，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適時對城市定位作重新規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落實。比如，北京將較為低端的工業、服務業等非首都功能轉移，并加大了對城市內一些非正規經濟的治理整頓力度，連帶將相當一部分低端勞動力遷出了城市。這客觀上也帶來一個問題：在可以預見的一段時間內，中國還有2億至3億規模的人口需要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而人口城市化的門檻看似不降反升，中國城市包容性發展路在何方？

　　中國正處于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進程中。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城鎮化率差不多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對農民而言，“進城”意味著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哪怕是在城鄉一體化已初見成效的今天，城市生活總體上吸引著多數國人，乃至于最底層的民眾也將城市視作家庭希望之所在。中國這么大的城市化規模，城市生活仍然保留著相當吸引力，說明城市發展總體上是健康、包容的。

　　但今日中國的城市化也駛入了十字路口：是讓城市更具包容性，還是提高城市化門檻？一方面，體制上的城鄉分割已基本上不存在，只要有條件、有動力，哪怕是最底層的農民也有自由遷徙的權利;另一方面，“城市病”已經嚴重影響中心城市的活力。如何讓希望進城的人口順利進城，讓已經進城的市民生活得更加舒適，不是一個理念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

　　城市包容性考驗著市政當局的智慧。在筆者看來，不能說中國城市治理已經盡善盡美，但每一個城市都在努力實現包容性發展，卻是不爭的事實。筆者生活的城市武漢，每到天寒地凍之時，民政部門都要派工作人員尋遍城市角落，主動救助流浪人員。讓每一個城市居民都可以有生存之道，也是每一個城市都在踐行的理念。為此，某些市政部門也作出了犧牲。將城中村比作“貧民窟”的學者甚多，但在實踐經驗上，這兩者有可比性嗎？域外國家的“貧民窟”有這么好的居住條件和公共服務(尤其是社會治安)嗎？“貧民窟”里的“貧民”有居住在城中村的“蟻族”努力、充滿希望嗎？

　　客觀看待中國城市治理實踐，便會發現中國城市之所以充滿吸引力，具有強大的包容性，恰恰是因為有一個有為政府。實踐遠比理念復雜，中國城市化速度世所罕見，卻未帶來社會動蕩，城市安全且充滿朝氣，已經在挑戰“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這個著名的亨廷頓悖論。

　　在筆者看來，包容性發展仍是今日中國城市化的主導特征。中國城市體系存在“差序格局”，“國際大都市-國家中心城市-區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鎮”之間，既存在高低秩序，其資源集聚能力、城市活力等依次遞減;但也存在分工合作關系，是平等的功能互補關系。就城市生活舒適度而言，小城鎮也不亞于北京、上海這樣的國際性大都市。而北京、上海之所以要花大力氣嚴格控制人口，恰恰是因為其城市生活舒適度下降。像筆者生活的武漢以國家中心城市定位，就未曾有過類似動作。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則更有積極性來吸引農村人口。

　　從中國農民漸進性、階梯性“進城”特征看，也反向說明中國城市化優勢。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家庭實行“半耕半工”“一家兩制”，年輕人在城市奮斗，老人和小孩在農村完成家庭再生產;家庭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有條件逐步進城。年輕人即便在城里買房，如無法承擔全部家庭成員的城市化，也仍會實行保留“一家兩制”的狀況。并且，農民可以根據家庭條件，選擇最合適的城市化方式。條件不成熟時，就在縣城和小城鎮買房，實行就地城鎮化;條件允許，就到大中城市安家落戶。

　　在這個意義上，每個城市都可以根據自身特點制定合適的城市定位。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依據其城市定位客觀上提高了城市化門檻，并不影響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不妨礙中國城市的包容性發展。

　　(作者是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