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了一場大地震，發動了一場針對全世界的不流血、無銷煙的經濟戰爭——減稅。這是序幕剛剛拉開的事情。更可怕也更可愛的是，這是一場超級正義的戰爭，是戰爭史上唯一一次對應戰者而言有利于大眾、有利于全人類的沒有犧牲只有福利的世界戰爭。

　　全世界都必須應對美國減稅。美國把企業稅從35%降到20%或者更低，相當于憑空給美國企業增加了20%以上的利潤，所以國際資本回流美國是大趨勢。據說一向高稅率的歐洲國家也在考慮減稅，否則日子更沒法過。

　　早在半年前的4月30日，前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別再誤判了！美國降低企業稅，中國整個稅收思維要變》一文就寫道：“中國專家預判錯誤太多，使我們在國際上被動。我認為，美元會加息，全世界的資金流向美國；特朗普會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美國制造業回歸并且掀起創新潮；特朗普減稅會成功。我們不能光讓企業提高產品在全球的競爭力，同時也要考慮國家稅收政策在全球的競爭力，這就需要我們及時對原來的稅收政策作出調整，甚至需要重新規劃和設計。這正是當前我們面臨的、迫切需要研究和處理的重大問題。”

　　中國要正確應對美國減稅，尤其棘手。

　　前不久有一篇文章《誰在養中國？》，文章寫道：

　　從政治角度看，中國有34個省級行政區。從經濟角度看，要把香港、澳門和臺灣剔除掉，中央財政的管轄范圍是31個省。其中，從2014年到2016年，東北、華北、中部、西部25省合計的財政缺口數從31927億（元），上升到48134億，增幅51%。而2017年上半年的財政缺口合計已經超過2.5萬億，全年將超過5萬億了。這些財政缺口，要靠東部沿海創造出財政盈余的6省來彌補。

　　2016年，福建的財政盈余644億，江蘇5178億，浙江5441億，北京6390億，上海7748億，廣東9301億（外加深圳2851億），合計起來，總共給中央財政帶來了30373億的貢獻。已經達到極限了，從2014年到2016年，六省一市合計的財政盈余幅度始終維持在3萬億元左右。

　　財政有盈余的省份，剛好就是三大都市圈外加福建，這個全中國人口流入最多的六大省份：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廣東，福建。要知道，全中國跨省流動人口（占總流動人口的約4成）中的將近90%都流入了這六大省份。

　　要減稅，只有減這6大省份的稅。而且是非減不可。李方的《哥們，是企業！——川普剃刀下的全球競爭新趨勢》（原創 2017-12-04 叔的刀法）一文告訴我們：“昨晚跟安邦咨詢公司創始人陳功吃飯，他說，美國減稅對中國影響最大的還是東南沿海各省，像廣東、浙江、江蘇等，因為這些地區努力發展的高技術產業，跟美國才是直接競爭關系。因此美國減稅除了對中國企業整體上構成沖擊，更重要的是對中國高科(600730,股吧)技產業發展的戰略性挑戰。”

　　減稅的結果是什么？很明顯，人口流出的廣大區域會減少來自中央財政（歸根結底是來自6大東部沿海省份）的轉移支付，那些欠發達地區衰落得更快，就業機會更少，人們將勢必加快向東部沿海省份的流動。

　　換句話說，美國減稅的蝴蝶翅膀，掀起了中國大城市化的浪潮，勢必加快中國大城市化的腳步！特朗普這個美國佬，手真是伸得太長了。沒辦法，全球同此涼熱，這就是經濟規律。

　　有人說：財政轉移減少導致欠發達地區更加落后，人口再次涌向大城市。國家會想對策，保持財政轉移欠發達地區不變，加大對發達地區的稅收，這樣加速各地的平衡！

　　但這無異于癡人說夢。加大對發達地區的稅收？你有沒有想過會加速發達地區的衰退，導致轉移支付進一步減少？因為資金和企業家都長著腳，長著飛翔的翅膀。哪里的法治環境好，哪里稅收低，他們就往哪里去。如果稅收太狠，企業家要么用腳投票，要么創造精神自我休眠。

　　說到這里，一定要再次認清財富的本質。財富的本質就是企業家的創新精神。迪拜一個沙漠之地，為什么成為全球的富人天堂？全世界最高的建筑——800多米的阿利法塔就矗立在那里，很多人以為那是因為那里石油儲量豐富，但真正根本的原因，是因為那里是整個阿拉伯地區的低稅天堂。

　　相反的例子是新南非。清華大學秦暉教授是研究南非最深入的一個學者，他講到一個南非悲慘的事實：曼德拉上臺以后，采取了一系列過度偏向黑人的政策，導致南非經濟首都約翰內斯堡主城治安混亂，大量白人被迫搬離，黑人無償占用了主城的高級公寓和高級賓館，但是不久又維持不下去，只得退回南城的貧民窟。而搬離的白人，則在城北新建了繁華的新城。南城黑人的境遇則更悲慘了，因為他們要到富有企業家精神的白人區才能找到就業機會，但和白人城市之間隔著鬼城一般的遙遠的約翰內斯堡主城。

　　任何時候我們一定要保持頭腦清醒，不要以為有了幾個錢就可以胡作非為忽視富人和企業家：財富的本質是人，同樣的房子，富人住就住出富人的價值，窮人住就住出窮人的價值。真正的財富不是有形的物質，而是無形的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財富不是物質也不是錢，不信看看委內瑞拉的錢連擦大便的紙都不如。

　　任志強2017年12月3日在鳳凰網財經峰會上也講了一段歷史：1949年中國GDP是日本GDP的2.5倍，但1979年日本GDP反而是中國GDP的4倍。經過改革開放后這么多年的發展，我們到2015年中國的GDP才又變成了日本GDP的2.5倍。如果沒有前30年消滅了企業家，中國怎么會浪費60年時間才和日本又保持了1949年的GDP水平呢？可想而知計劃經濟給中國造成的巨大損失。

　　這中間丟失了什么？又找回了什么？丟失的就是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找回的也是這個。所以他說：從這兩百多年的歷史情況來看，推動社會進步的不是政治家，是企業家。

　　財富依托于企業家而存在，同樣，企業家服務社會、推動社會進步的創新精神也必須依托于人而存在。人越多越密集，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就越是英雄有用武之地。我們一直試圖搞轉移支付均衡發展，甚至用行政力量試圖疏散大城市產業和人口，是與此背道而馳的。

　　昨天，一位律師朋友在微信朋友圈說：“買了兩個清倉的柜子，一個五斗柜875元，一個鞋柜600元，特別扎實特別沉。兩個人幫我送上樓，放好柜子聊了兩句。我說年關到了是要甩貨嗎，那位年長一些的師傅臉上出現凄然之色:不是的，因為政府不讓我們干了，說不環保。你這回買的家具值了，要擱以前，兩件加起來至少得5000塊。都是實木的呀，貨杠杠的。我說，那別的地方能干嗎？他說，不成，太遠了物流成本高，東西再好，成本高了價格就高，現在網上的價格我們完全承受不了。一比價，我們的東西就沒有人買。我買到了物美價廉的東西，心里卻并不開心，為這家具廠難過，為這些即將失去生計的人們難過。”我評論道：“我說過，不存在產業疏散，一疏散就煙消云散。”

　　把人趕出去是容易的，但是難就難在給人提供就業崗位。這個，只有企業家能夠提供。我們曾經試圖計劃包攬一切，不要企業家，結果，幾千萬知青的工作無法解決，全部趕到鄉下，美其名曰“農村廣闊天地大有所為”，我們不能忘這個本吧？所以，今天離開的人們，總有一天還要以另一種方式轉身，回到城市。

　　我們必須同時改變財富思維、稅收思維和城市化思維，三位一體，才能正確應對美國減稅，才能真正在全球性的企業家競爭中贏得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