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構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主體功能區配套制度，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的最新定位和要求，意味著國家公園將會逐步取代自然保護區成為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的主體。深化認識國家公園這一“舶來”理念的起源與演變，將有助于保證正在開展的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沿著正確軌道運行。

　　國家公園是一個平衡保護與利用關系的產物

　　在后世關于美國黃石國家公園創建的敘述和追溯中，總是流傳著一個充滿著理想主義和利他主義色彩的“創世神話”：1870年9月19日晚，一群探險者圍坐在美國懷俄明州黃石地區兩條河流匯合處的篝火旁，從保護生態的利他視角，破天荒地提出了將這里整塊地盤劃出來設立國家公園的設想。其實，創建或持久地保護國家公園，并不是一個理性發展的過程，而是一場不同利益主體相互博弈的政治斗爭。最早提出設立黃石國家公園不僅是為了保護這里的自然美景，而且是發現了這些風景奇觀中蘊含的巨大商機，同時橫穿美國大陸的鐵路竣工也使旅游業的發展成為可能。美國國家公園建設其實也走過大量修建道路、旅館和宿營地，開發旅游景點、吸引大量游客，獵殺野生動物，忽視當地原住民權益等過度開發的彎路，這些自然保護地也曾經淪為商業產品。實際上，在影響國家公園的所有爭吵聲中，持續時間最長且爭論最為激烈的，就是如何在保護與利用之間劃出界線。

　　在經歷了對國家公園掠奪式開發的階段后，美國國家公園組織法等相關立法和執法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保護與開發拉鋸式的博弈，人們最終認識到國家公園內的美麗風景是生態旅游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同時，不斷增長的城市化傾向，使人們越來越多地關注工薪階層的住房、健康和普遍的福利，城市公園和戶外游憩被視為對抗貧民窟、墮落、疾病和絕望情緒的有效手段。所以，國家公園是在人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對回歸大自然的渴求日益旺盛，在保護為主、兼顧利用的原則下創設的一種自然保護地類型。

　　另外，創建國家公園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強化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方式。一個民族國家要把不同的民族團結在一起，有必要培育和鼓勵社會性的社會建構，以便讓人民共建共享，產生認同感，并把全國“黏合”在一起。這些社會建構包括民族英雄、神話、偶像、慶典、紀念物、藝術（如文學、繪畫、電影）、飲食、習俗以及傳統。

　　美國內戰結束以后，發展前途呈現一派繁榮景象，全體國民也信心十足，進入美國的黃金時代。隨著疆域的拓展，西部發現的這些自然奇景正好彌補了美國的缺陷，即該國缺乏古老城池、貴族傳統，以及舊世界成就中其他類似遺留物方面的遺憾。早期歐洲移民來到北美洲后，語言文字是歐洲帶來的，宗教信仰是歐洲帶來的，境內又沒有歷史悠久的城市，唯一與歐洲不同的就是西部地區發現的自然美景，而這正是強化美國國家意識的重要依托。所以，國家公園理念向前演進，它所滿足的文化需求遠遠超過環境需求。尋求獨特的民族身份，而非所謂“石頭的權利”，才是隱含在景觀保護后面最原始的推動力。自然吸引物，包括國家公園也履行著民族身份、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成就象征的功能。可以說，美國率先建立國家公園，不僅是為了保護自然環境和適度發展旅游業，更是為了在這個新興國家強化來自世界各地移民對美國的國家認同，增強美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國家意識。

　　國家公園是一個被建構的“神圣”目的地

　　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改變不了人是自然之子這一事實。況且自人類誕生以來，90%以上的時間都是居住在山林中靠采摘野果和狩獵過活，絕大多數人生活在人工環境里、幾乎與自然界隔離開來的狀況只是工業革命以后的事情。哈佛大學生物學家威爾遜認為，人類有種內在的需求，就是想要親近自然——他把這種需求稱為“親自然情結”。他舉例說，對不同文化的研究調查表明，人類天生喜歡開闊的視野，綠茵茵的草原，點綴著樹木、池塘、無邊無際的田野。威爾遜認為，這種原始的人類誕生之初的認同感還存在于我們內心深處，是我們“親自然情結”在基因上留下的烙印。

　　工業文明時代為了滿足人們的“親自然情結”，必須通過選擇一套可以視作社會或文化意義的符號學“旅游語言”，而國家公園之類的目的地就是被“建構”為以某種方式遠離日常生活的空間。國家公園的社會及文化嵌入向旅游者提供了一個逃離日常生活環境的時空感。公園的社會與文化建構以及它所展示的東西，強化了當代社會中旅游的重要性，同時也定義了這種現象自身，由此在某種程度上，創建了一個“表征循環”，其中可以找到逃離與尋求意義的兩個方向。因此，國家公園就是人類創造出來的一個逐漸被認可的“神圣”目的地。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情況下，國家公園日益承載著人們對自然的多種厚望，在這里可以實現短時間回歸自然、撫慰心靈的期盼。

　　國家公園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概念

　　國家公園的概念起源于美國，一是美國建國以后獨特的荒野經歷塑造了一種對自然的鑒賞觀，二是國家意識確保了國家公園的公有性而非私有性，三是擁有大量未開發的土地可供建設國家公園，四是財力雄厚足以負擔國家公園建設中的昂貴開支。可以說，這一概念的產生是美國人獨特的荒野經歷以及富裕的國情和幅員遼闊的國土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然而，當這一概念向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傳播時，它并不只是被簡單地復制；相反，它演化出多種形式，以適應不同的自然、政治和社會環境。當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籌劃創建國家公園時，各地的本土文化和外國的先例都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美國人之所以要保護荒野，從小視野來看是要保護荒野的多重價值，從大視野來看是要平衡文明與荒野的關系，破解文明過度擴張、壓縮荒野空間的問題。國家公園這一概念在向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等國家傳播時被迅速接納，因為他們都是迅速擴張的邊疆社會，使用共同的語言，擁有共同的文化價值觀；但在歐洲傳播過程中，由于歐洲大部分土地為私人所有、購買土地的成本極其高昂，加上擁有眾多的文化遺產和歷史遺跡來定義它們的民族文化認同和旅游感召力，所以歐洲直到二戰結束以后才逐步建立了國家公園。蘇聯雖然建立了很多自然保護區，但直到1983年才在經濟重建的政策指導下，被指定為國家公園。總之，國家公園理念形成以后受到世人推崇。但是，這一概念在向世界其他地區推廣和拓展時，就像國家公園向來一直保護的景觀、環境和價值一樣，每時每刻都處在永恒的變化之中。

　　因此，“國家公園”是一個逐步演變的概念。在中國國家公園建設時既要遵循國際慣例，借鑒國外經驗，更要體現中國特色，使之真正成為推動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