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門首次承認首都交通規劃的失敗是造成城市交通不暢的主要原因。北京作為我國的首都，半個世紀的發展結果卻成了“集中體現了20世紀建筑和城市發展種種過失”的“混合體”，這不得不說是令人十分沮喪的事實。當今北京所出現的種種城市問題，實際上就象一面鏡子，折射出我們城市規劃所面臨的歷史困境。

　　城市規劃的“權力主義”傾向

　　“權力主義”實際上是造成我國城市規劃困境的根本原因。“唯長官意志論”長期以來成為了我們城市規劃的主要動力，盡管我們處于偉大的變革時期，然而政治性的因素不斷地影響著城市規劃的方向，基于此，我們的城市規劃師們寧愿從事低風險毫無創造性的工作也不愿意去思考去解決城市真正所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即使是在這樣難得的歷史機遇之中城市規劃也未能盡自己的歷史責任，相反卻淪為為領導服務的簡單工具。城市規劃緊跟長官意志，不可避免追求功利性和短期效益，就很難保證城市的長遠利益和可持續發展，其后果既可能浪費社會公共財富，也會導致對公共資源的破壞和對社會公正的損害。首都交通規劃失敗的背后，實際上就是城市規劃的失敗。眾所周知，北京是歷史古城，具有舉世罕見的人文景觀，但從今天來看，縱然還有故宮等歷史遺存，然而作為歷史古都，大概有點名不符實了，因為現在的北京，其城市歷史與現實已經截然分離、毫不相干，歷史已經逐漸遠離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而成為城市中的擺設和裝飾。

　　我們注意到，近年來似乎房地產商成為了城市規劃的主角，而不少地方政府和知識精英心甘情愿地淪為他們的“幫兇”，不少專家學者甚至政府官員也加入到為房地產商鼓噪的行列之中，看看報紙上連篇累牘的廣告式的宣傳，這一切不是為了逐利是什么！在今天“權貴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城市規劃似乎很難獨善其身，城市規劃不僅要為領導服務，而且也要為房地產商服務，城市規劃極有可能成為少數人對社會財富進行分配和再分配的工具和手段。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全民自我意識的覺醒，“公民意識”也逐漸在城市規劃中活躍起來，已經成為影響我國城市規劃的一支重要的力量。近年來，不少地方政府和專家學者一道合作對城市和區域進行綜合研究，以期在區域中解決城市發展問題，象“大北京”和珠江三角洲等區域的課題研究工作，從另一個角度表明知識精英對政府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擴大。我們相信，隨著我國民主政治的推進，長官意志將逐漸被民意所取代并非遙不可及。

　　城市規劃的簡單工程技術化傾向

　　城市規劃僅僅是工程與技術，還是其他？似乎我們目前還沒有正確的認識。很多人可能覺得一個城市建了幾個重點工程，如以前修大馬路、修大廣場到現在修步行街，舊房子拆了建新樓，就是城市規劃搞得好。認為城市規劃的主要工作就是搞形象工程、搞舊城改造似乎成了我們的共識。所以，不少城市在城市建設過程中，為了建設一條筆直的道路，不惜毀壞自然地貌和歷史文化遺存；另一方面，不斷拓寬道路紅線、到處修高架立交來解決城市交通擁堵也是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事實，似乎汽車才是城市規劃的標準和尺度而不是人。然而，盡管政府對城市規劃建設的投入越來越大，而效果并不明顯，甚至更差。實際上，這正是反映了我們將城市規劃簡單工程技術化最明顯的例子。

　　城市規劃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工程與技術，而是以實現社會正義為基本目標。因此，城市規劃應包含兩個基本層面：一是它的公正性，即必須對公共資源的更公正和更有效地進行分配；一是它的技術性，即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來實現規劃的目標。必須注意的是，城市規劃的技術性并非只簡單指工程技術手段，而且也包含為實現社會公正所采取的對策和措施。以人為本，是我們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也是實現建設和諧社會目標的根本所在。城市規劃應當是公平、公正地對城市資源進行有效的分配，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之一而不是單單做一些建設工程。換句話說，城市規劃既然作為引導城市發展的公共政策，就必須是長期的、具有控制作用的、行之有效的運行機制和監督工具，這絕不是簡單的工程技術手段所能達到的表面的目標。然而，實際的情況卻相反，城市規劃在政治權力結構中的弱勢必然導致它更多地注重工程技術層面，長期以往，自然難于脫離從技術到工程再回到技術的怪圈；而城市規劃追隨“長官意志”所出現的“城市快餐”效應，則加劇了城市規劃的歷史困境。盡管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在不斷加快，然而，我們對城市這個復雜而又矛盾的綜合體本身及其發展規律的認識仍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哪里是簡單的、量化的技術手段一朝一夕就能夠解決的呢？

　　城市規劃還應當具有更重要的歷史責任，這也是我們目前所欠缺的。就是既要從公共政策上、也要從技術上來保護好城市的歷史文化，實現城市文明的延續。因為只有保護好城市的歷史和文化，才能創造新的文化和歷史。長期以來，簡單工程技術化傾向一直是我國城市規劃的主流意識，它的最大危害就是抹殺了城市的個性，這也是造成我們今天的城市面貌千篇一律的主要原因之一。

　　城市規劃的市場化傾向

　　城市規劃的市場化傾向主要表現在我國城市規劃編制部門特別是傳統的規劃編制部門——規劃設計院的企業化的實質。企業是以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為目標，它所關心的是效率，就必然生產標準化的產品。城市不僅是社會和經濟活動的場所，而且更是歷史和文化的載體，城市規劃是公共產品，但絕不是簡單技術產品。城市規劃不僅是作為城市公共資源分配的一個過程，而且作為城市文化的保護者、創造者，作為企業是無法承擔這樣的公共責任和歷史責任的，因為作為企業是以贏利為目的，特別是企業對產品的一致性要求恰恰是與城市極具地域特色的歷史文化內涵所背道而馳的，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千城一面現象就是最好的注腳。更進一步來講，規劃設計院也好、規劃設計公司也好，不僅他們自身的價值觀千差萬別，而且他們對利益的追求必然會與城市固有的價值觀相沖突。所以說，城市規劃的市場化傾向毫無置疑會影響城市規劃作為公共產品的公平與公正，更遑論對歷史與文化等城市本身內涵的繼承與發揚了。

　　當前，不少地方政府將城市規劃簡單地看成技術工作而熱衷于實行社會招標，特別時興國際招標，我國的城市規劃工作似乎已經成為連外國人都十分垂涎的新興市場了，但這恰恰是與城市規劃作為公共產品的公正性與長遠性目標相違背的。顯然，政府應當是主導城市規劃從編制到實施的主角，然而現有規劃編制工作的市場化運作，承擔規劃設計的單位主業的多元化和復雜性必然導致公眾對其作為城市規劃編制的公共身份的質疑，因為規劃的公正性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它可能涉及到對城市公共利益的公平、合理和有效的分配，這就要求規劃過程不應該受到局部利益的干擾，其作為一種決策過程起碼應該是保密的，決策結果才能對所有人擁有相等的知情權，然而市場化時代一些人總能清楚規劃過程甚至影響規劃決策，這就必然會對其他人的利益構成損害；另一方面，長期的市場化運作結果，設計單位為便于內部企業化管理而使得城市規劃等同于工程設計，這也是促使城市規劃的簡單工程技術化傾向的一個重要原因。

　　城市規劃宏觀指導層面上體現長官意志、微觀技術層面上的簡單工程化和規劃編制的市場化傾向，更深層次上還是缺乏對城市本身價值的發現和塑造，城市無法體現其固有的價值觀和人文關懷，從而喪失城市的獨特魅力，出現種種城市病也就不足為奇。城市化是我國近二十年發展的主要戰略之一，這就意味著將有更多的人口進入城市。然而，從我國城市發展的狀況來看，隨著城市的不斷擴展，城市也愈來愈顯露出了它非人性的一面：城市發展規模越來越大環境卻越來越惡劣、城市的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社會矛盾對立在加劇等等，這些現象表明我們的城市逐漸喪失了作為每個公民文明、自由、平等生活的場所的本義，那么，我們大力發展城市、推動城市化還有什么意義呢？在我國邁向真正“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城市將擔負起比以往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明天的城市似乎還沒有進入到它的興盛期就直接進入了它的衰退期，那恐怕是誰也不愿看到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