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將對城市化提出新的要求。

　　1.關于中國城市化形勢的判斷。新時代,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城市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市化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平臺和抓手也不應改變。但新時代城市化的創新驅動更加強勁,轉型發展、質量優先、結構升級更加凸顯。我國目前城市率已超過57%,但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0%多,城市化進程依然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我國城市化質量問題凸顯出來。城市化本質上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城市化總體質量在逐步上升而不是在下降。提高城市化的質量更切合新時代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客觀要求。

　　2.因時因市制宜,構建城鎮格局。城市是人口和非農產業的高度大規模聚集,由此產生規模效應和聚集效應。同時,環境污染、交通擁堵、高房價、高地價等“大城市病”也一并顯現,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城市化進程中必須支付的成本。如何盡可能減少城市病是人們始終追求的目標,科技進步和發展路徑的調整,可以把城市病的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在一定技術水平下,城市規模與城市效益呈正相關關系。一個城市的規模取決于其資源稟賦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要因時因市制宜,關鍵在于對合理度的把握。在城市體系中,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各自發揮不同功能,不能相互替代。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

　　3.增加房地產市場有效供給。十九大報告強調,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這表明住房制度屬于社會保障范疇。住房制度與房地產調控有密切聯系,但不應混為一談。住房是私人物品,消費彈性大,住房制度是公共政策,要求公平公正優先。房地產調控屬于產業政策,要求效率優先,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作為一個重要的產業部門,新時代房地產的社會物質財富創造、積累功能和代際承傳功能不會變,為全體人民改善居住奠定物質基礎的地位不會變。房地產業是重要的供給側,房地產去庫存的實質是解決房地產區域性供求錯位問題。房地產調控的總樞紐在于金融信貸政策。供不應求是房地產市場主要矛盾,增加有效供給是解決房地產市場主要矛盾的重要措施,也是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的“釜底抽薪”之策。

　　4.土地財政支撐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土地財政是指與土地和房地產開發相關的各種稅費收入,在全國平均約占地方財政收入的50%。土地財政是社會再分配的工具,存在著不斷改進、完善、用好的問題。公益用地行政性劃撥、工業用地低價,要有商住用地進行收支平衡,是社會再分配的一種形式。城市土地國有,土地級差收益歸公合理合法。地方政府征地拆遷給予合理補償,是產權的置換。地方政府收取城市土地級差收益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或用于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是另一種形式的社會再分配。在現階段,土地財政支撐的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是當代人建設、后代人繼承使用,這是一種代際積累、代際承傳關系。

　　5.城鄉融合發展路徑選擇。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城鄉發展差距過大的問題比較突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具有階段性的必要性。城鄉融合發展仍應堅持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發展。而以城帶鄉發展的前提是城市的強大,城市的率先發展。農業農村的優先發展是農村發展權重的提升。“三農”工作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三農”問題的重點和難點在于農民增收難,農民增收難的根源在于數量龐大的農民群體。要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減少農民的基本出路在于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城市化不是消滅農村,但城市化是農村人口的大量減少和農村居民點大規模撤并的過程。農村發展要與新型城市化進程相融合,與增強城市綜合承載力統籌兼顧。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