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發展和快速城鎮化，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城市作為人口最集中，資源消耗最大的區域，其生物多樣性損失也最嚴重。

　　近日，多場關于“城市與生物多樣性”主題的論壇、會議持續召開，圍繞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城市實踐、人居環境變遷中的傳統聚落生境保護、城市高生態敏感區域的生物多樣性調查與保護、城市生境網絡構建等議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

　　為什么要討論城市生物多樣性？

　　提起生物多樣性，大部分人會將目光聚焦在遠離城市的自然保護區中，認為由于城市建設設施及道路營建、地面硬化、營造人為景觀和栽培城市植物等因素，導致城市生境發生改變或破壞，進而出現城市的物種多樣性受到影響、物種生存環境單一等結果。

　　的確如此，在人類幾十年、上百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生態系統受到嚴重影響。如在北京，許多當地物種在城市整治過程中消失得無影無蹤。翠湖濕地疏浚時，曾挖出過淡水貽貝，現在已見不到了；圓明園進行防滲處理時，許多土生小魚也被“清理干凈”，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盡管城市地區的動植物密度遠遠不及自然保護區，但許多研究表明，城市仍然可以支持大量的生物多樣性，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發揮重要作用。

　　我國城市中存在大量分散的綠地系統，如森林公園、苗圃、濕地等，以生態綠廊、水廊等方式連接起來，就可以形成城市綠網，恢復生物棲息地，使得城市綠地與城郊之間的物種實現遷徙，增加城市的物種多樣性。尤其是我國華東沿海地區，城市往往與重要候鳥遷徙通道相重疊。

　　美國學者Mckinney在對美國8個城市的物種多樣性進行研究后發現，城區因為有豐富的食物，動物多樣性常多于鄉村，物種也比郊區多。

　　宜可城ICLEI東亞秘書處主任朱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生存和城市發展的重要基礎。自然生態系統是城市當中非常重要的基本組分，也是宜居城市和提高人類福祉的基礎。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自然遺產專家委員會委員聞丞也表示，城市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場所，華東沿海地區的高密度建成區是很多珍稀物種的棲息地。城市環境里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很多是由生物多樣性承擔的，最直接的是水體的凈化，當前黑臭水體治理遇到的水質難以進一步提高的問題，需要通過強化生物多樣性保護來加以解決。

　　因此，這幾乎成為各大研究機構一致的結論：城市留住并豐富生物多樣性的潛力很大，關鍵是人們是否意識到其重要性和潛力，城市規劃決策者是否具備足夠的知識和意愿。

　　如何豐富城市生物多樣性？

　　要想讓城市里的生物多樣性豐富起來，需要掌握許多知識和技能。如美國特拉華大學昆蟲學家道格拉斯·塔拉米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一棵櫟樹能養活的毛毛蟲數量，遠比一棵銀杏樹要多得多。一對山雀要養育巢里的6只小鳥，需要6000只~9000只毛毛蟲。如果想要鳥兒種類豐富，就得為它們提供更多的毛毛蟲；為了得到毛毛蟲，就需要種植合適的樹。

　　因此，在許多專家看來，通過規劃設計，在城市實施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可以減少城市生物多樣性損失，有效地保護生態系統。

　　朱澍說：“很多保護工作在城市化過程中沒有得到重視。希望生物多樣性保護能夠主流化，貫穿于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的全過程。同時，需要轉變政府決策者的觀念，結合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不斷提高城市的氣候適應性和韌性發展能力。” 如在為城市規劃自然空間時，不僅要看城市里種了多少樹，植了多少花，還要考慮不同植物能提供怎樣的功能，應該如何配置。

　　不過，即使進行周密的生態規劃設計，也要考慮到人為活動對生物的巨大干擾作用。

　　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是貫徹生態理念最徹底的公園之一。建成10年以來，公園里的生態系統是否達到設計預期？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風景園林一所所長沈丹帶領團隊，利用兩年時間，對奧森的生物多樣性情況進行詳細的調研，結果發現，奧森公園內，可觀測到的物種數量與預計數量存在明顯差距。

　　沈丹分析，這里面可能有兩大原因：一是游人逐年增多，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平衡點尚未達到；二是公園管理精細，對喬灌木不間歇地養護作業，導致鳥類無法休養生息。

　　他強調，“這也給風景園林規劃設計帶來幾大啟示：一是在大型項目中，基于生態本底調查的生態友好措施成為標配；二是推行公園分區管理、分要素管理、自然遺留地（微型保護地）管理的公園管理模式；三是讓自然做功，加強多學科合作，共同建設城市生境網絡。”

　　如何構建城市生境網絡？

　　生境網絡的概念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它不僅僅是城市的用地，更是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需求的更開放、更多元、更親民的人性化綠色空間，這些綠色空間以多形式串聯形成的網絡，就是生境網絡。

　　研究表明，生境網絡在保障不同生境間物種交流和能量交換、降低生境破碎化影響、支持物種長期存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通過科學定量的計算分析，尋找高生態效益區，搭建廊道體系，不僅可以使得生態網絡更系統、更暢順地連接，還可以讓人們更好地接觸自然，擁抱城市生態。

　　目前，基于生物多樣性的生境構建在自然保護區，國家濕地公園等保護為主的區域，已經得到了有效的實施。但是，在城市層面，如何利用城市各類綠色空間系統構建起生境網絡并使其發揮作用，顯然要難得多，一方面受干擾的要素更多，另一方面構建主體也更多。

　　對此，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風景園林一所副所長梅娟表示，技術問題的解決是次要的，關鍵是生境網絡的規劃團隊首先要和政府決策層建立統一的大生態價值觀。

　　梅娟團隊曾利用總體城市設計的契機，對長江大保護背景下的湖南省岳陽市城市生境網絡的構建途徑，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其首要不是解決具體的技術問題，而是邀請西南山地專家團隊對岳陽市區內外的綠地空間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生物多樣性本底調查，作為說服政府部門保留綠地空間、增強生態效益的佐證，也作為開展城市生境網絡搭建的目標物種選擇的依據。其次，將生境網絡系統與城市規劃體系有效對接，保證方案落地實施。

　　朱澍也表達了類似觀點。朱澍強調，針對城市中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與開發活動出現的矛盾，規劃設計人員應積極搭建政府、民間機構、專家學者之間溝通的橋梁。

　　此外，構建城市生境網絡，還應重視多學科多專業的融合，在充分了解典型物種生境特征的基礎上，根據物種的生活習性開展規劃設計工作。

　　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生態城市研究所項目經理程兆鵬表示，生境網絡規劃應該與生物學、植物學、生態學等方面的專家建立更好的協作機制，“比如，規劃時應保障典型物種的核心生境，限定開發利用的范圍與強度，有針對性地提出管控要求。生物棲息地修復設計時應采用無污染、低影響的工程手段，不可對保育區造成破壞。植被的恢復也應重點考慮典型物種的適宜性。”程兆鵬說。

　　梅娟則強調，要從規劃的總體層面和執行層面建立不同的規劃管控層次，也就是建立“生態控制線管控體系”，將生態控制區與對應的相關政府管理部門對接，制定剛柔并濟的生態管控要素指標。“這樣，既可以管控生態控制總體目標，也可以具體到某一個生態要素，讓生境網絡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