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李曉江

　　曾參與雄安新區規劃編制，主持過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北京城市空間發展戰略研究、成渝城市群規劃、天府新區總體規劃、重慶兩江新區規劃等重大規劃編制，其眾多的先進規劃理念對各地新區規劃建設起到深遠影響。

　　城鎮化“上半場”

　　用廉價的要素吸引企業，企業再吸引就業和人才，也就是用企業吸引人

　　城鎮化“下半場”

　　用優質的城市生活和公共服務吸引人才，人才再吸引企業，企業創造繁榮。也就是用人吸引企業

　　成事在天，謀事在人。

　　這句古諺不僅適用于日常小事。曾參與雄安新區規劃編制的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認為,“人”是城鎮化的核心。

　　這不是伴隨人員流動而產生城鎮化現象的簡單邏輯關系，因人聚集產生大城市病，又為疏解人員而進行資源布局轉移，進而導致人員流動，產生了一個個區域新“中心”。

　　新區正是區域新“中心”的一種體現。以雄安新區為例，其主要目標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成為京津冀城市群的一個支點。根據《北京人口藍皮書：北京人口形勢分析報告（2018）》，2030年雄安新區的人口規模有望達到120萬~140萬，是當前北京總人口的5%。阿里巴巴、騰訊等巨頭公司也奔赴而至，都宣稱要在這里“拿出最先進的技術實力和創新資源，打造未來城市的標桿和中國樣本”，這成為當地吸引人口的重要磁極。“過去40年城鎮化工業化的經驗，都是我們珍貴的財富。”李曉江認為,雄安新區開啟了中國城鎮化的“下半場”。

　　究竟下半場要怎么演，城市又該如何打造最符合需求的新區？人又將扮演什么樣的角色？7月6日，在成都市東部新城辦組織的第五期“東進大講堂”上，李曉江向成都商報-紅星新聞分享了自己的觀點。

　　機遇

　　上一輪：企業吸引人

　　這一輪：人吸引企業

　　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被期待為下一輪中國經濟的驅動力。

　　李曉江認為，前者亦伴隨著城市發展有著上下半場之分。“上半場”是用廉價的要素吸引企業，企業吸引就業和人才；“下半場”的邏輯是，優質的城市生活和公共服務吸引人才，人才吸引企業，企業創造繁榮。也就是說，上一輪是企業吸引人，這一輪是人吸引企業。

　　而兩者的分界線很明確——在一次會議上，李曉江就曾提出雄安新區是城鎮化轉折點的觀點。其曾分享在當地與國內多家民營互聯網企業舉行的數場座談會上，包括阿里巴巴、騰訊在內的巨頭公司在席間表達了落戶的決心，也厘清了發展背后的邏輯：企業入駐不是引來人才的動力，“一旦來了能夠招到想要的人，就會把最好的資源主動投放在這里。”

　　這不難理解。李曉江明確指出，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正如企業集聚的資源效應要通過人來實現，城市在推動城鎮化時，首先要打造吸引人才的城市環境、生活和公共服務，“這比招商引資更重要”。

　　但這意味著政府必須實施更加深刻的改革。李曉江說，首要任務是轉變上半場土地財政的邏輯，撼動現有體制。或許這能從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找到答案：改革國家的財政體制，建立地方性稅收制度。其表示，下半場應該去善待資源，去良好地經營資源。

　　警示

　　防止二三線城市

　　因缺乏辨識度“塌陷”

　　一些過去的經驗或具有警示性，尤其在二三線城市，李曉江提到，其正是因為缺乏辨識度而在城鎮化中形成“塌陷”。例如，一些城市與鄉村地區在生活和工作環境上差別不大，打工者的理性選擇使得其要么會選擇闖蕩一線大城市，要么會就近在家附近的縣城工作生活，而不會選擇無法提供更多服務的城市，從而讓這些城市難以持續有效地發展。

　　當然，一些城市已經意識到上述問題，并進行行之有效的嘗試。國家發改委近日下發通知，在全國各地推廣第二批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等地區經驗。其中，東莞取消積分落戶制度放開放寬城市落戶限制，貴州玉屏組建義務教育階段名校集團增加學位供給等案例均入選其中。

　　不難發現，它們大多旨在滿足人的需要，讓城市與市場的合力來平衡一、二、三線城市的資源。李曉江提到，觀察雄安新區在做的事情，不僅是希望馬云、馬化騰、李彥宏這些企業家來，一定程度上，他們更希望的是北京的北海幼兒園、史家胡同小學、北京四中、宣武醫院來。這些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是吸引創新人才與創新活動聚集的重要條件。

　　他同時建議，城鎮化的邏輯是企業跟著人才走，摒棄過去唯就業和生產的孤島式新區，打造具備生活品質、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和就業創業機會的多功能混合開發區。

　　建議

　　城市各區要快速通達

　　各功能區要協同發展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城鎮化率從17.9%躍升至59.6%。而當理解了城鎮化下半場的現實情況，不得不面臨更加現實的問題：哪里最需要城鎮化？

　　答案仍然要從城鎮化的上下半場找答案。李曉江認為，如果說，上半場的“明星”城市依靠招商引資的能力取勝，那么下半場，那些缺乏先天優勢的城市則憑借創新等因素崛起。

　　從以往經驗看，北上廣深是傳統的城鎮化重地。李曉江也提到，上海在地理上具備門戶的中心功能，深圳則因世界級的口岸而有先發優勢。而諸如雄安新區這樣非門戶和中心的新區，則是緣于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目的產生，它們大多是區域化發展的成果。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提升城鎮規劃建設水平，制定實施城市群規劃，有序推進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同城化。李曉江認為，此舉或釋放了城市群將成為城鎮化未來主戰場的信號，未來城鎮化有望以新城建設為主。

　　李曉江除參與雄安新區規劃編制，還主持過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成渝城市群規劃、天府新區總體規劃等。其特別強調，新城新區往往距離市區有一定距離，以成都的東部新城為例，首先要保證與中心城區保持快速通達的交通，保證人的聚集。

　　同時，新區的各個功能區更要協同發展，而不是走大城市“分散”發展的老路。例如，盡量減少人在必要的生活、工作之外的其他負擔，在每個部分都讓各種功能充分混合，就業、生活、公共服務都能兼顧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