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東新區的濕地

　　1998年我剛來鄭州時，對這座城市的居住環境很不滿意，尤其是綠化率不高，除了幾條寬一點兒的街道上有高大的梧桐樹外，其他街道有樹的不多。那時剛剛有一些新建的小區，里面也往往擁擠、缺少綠地和成片的樹木。至于大面積的草坪和樹林，市區內更是少見，這讓從森林覆蓋率很高的伏牛深山縣走出的我很不習慣。其次，這里缺水，除了靠近時流時斷的黃河外，沒有像樣的河流和湖泊，氣候干燥，一刮風，灰塵撲面而來。這里的建筑也很平庸，沒有什么特色，缺少地標性建筑。周末想找個地方玩玩，但公園很少，要跑很遠的路。還有，這里人很多但街道狹窄，行人和車輛非常擁擠，有了自己的轎車后，更是因每日每時、家常便飯的堵車現象所苦惱……

　　但是，當我2010年從鄭州老城區搬到鄭東新區后，就逐漸喜歡上了鄭州，因為上面所說的許多煩惱，在這里都不存在了。這里擁有50%的綠化率；這里有了人工湖；這里不少地方因有大面積的草坪和樹林而和公園差不多；這里的道路設計得很寬很超前，至今沒有發生嚴重堵車現象；這里的住宅小區里面都很寬松，擁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休閑娛樂設施和草木；這里擁有一個區域內不同時代、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共生（比如如意湖的創意）；擁有最時髦的環保、人性化因子；這里有不少在全國有名氣的地標性建筑，如CBD商業中心、“雙子座”大廈、鄭東高鐵站等……

在風格上與老區截然不同的鄭東新區

　　河南突然冒出這樣一個時髦、奇異的城市新區，因此摘掉“土古窮”的不雅外號，與一個名叫黑川紀章的建筑規劃設計專家有很大關系。他是“日本建筑界三杰”之一，曾獲得日本藝術院獎、法國建筑學院金獎等國際頂尖的建筑學獎項，其代表作品被收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世紀遺產·重要現代建筑名錄》。他是鄭東新區的規劃和設計者，這個作品讓他在世界建筑師聯盟年會上獲得“城市規劃設計杰出獎”，這也是中國首個獲此獎項的建筑設計作品。

　　因設計了巴黎戴高樂機場、中國國家大劇院而被國人熟悉的法國“殿堂級”建筑設計師保羅·安德魯，2007年6月參觀鄭東新區后這樣評價說：“作為一個大城市的中心，這座城市像巴黎一樣有一個美麗的遠景規劃，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城市建筑與自然為一體，為人們營造了一個獨特的城市景觀。”

　　國內一位建筑設計專家評價說，鄭東新區是由國外設計師進行設計的項目，這種現象國內少有，而且樹立起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內國內各地新城建設序幕的里程碑。

黑川紀章

　　黑川紀章設計事務所規劃部副主任告訴媒體：“做鄭東新區概念規劃時，黑川紀章60多歲。可以說，當時的規劃方案積聚了他一生的經驗和成就。黑川紀章先生在互聯網上的自我介紹中，提到的國外城市規劃作品不多，其中的鄭東新區是比較得意的一個。”

　　鄭東新區得到了多數專家的認可，也得到了普通市民和工商企業的喜愛和捧場，也就是說，它受到了市場的熱烈歡迎，大量企業、商業和地產開發把這里變成發展最為迅速和最為繁榮的區域。盡管在剛開工建設的幾年間還被稱為鬼城，但從2000年起，住在老城區的市民紛紛搬到這里居住，因小區私宅賣得太快，導致住宅價格高企，成為鄭州房價屢次上漲的領頭羊。有文章評價說，這里已成為一個“讓人向往的紳士化的地區”，引發了鄭州市民對嶄新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的好奇和向往。

　　……

　　鄭東新區雖然也有一些缺陷，比如其放射狀道路網常常讓對這里陌生的司機迷路，比如CBD商業中心與其他城市功能的配套和銜接不太緊密等，但誰也無法否認，鄭東新區是一個偉大的、應該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城市建筑群。從此之后，它的規劃和設計理念，被其他地方紛紛借鑒。

　　邀請國外一流專家進行規劃和設計，為何具有這么大的好處？

　　其實，一個國家邀請國外的專家為自己設計高樓大廈、博物館、公園、紀念碑、教堂廟宇等公共地標性建筑，這是很常見的。我甚至發現，我們熟知的一些世界上最偉大的建筑，大部分都不是本國專家設計的，大都是外國人設計的！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很多。

印度泰姬陵

　　比如，歐洲最早進入輝煌文明的克里特島的出土文獻記錄，他們的城市建設規劃和重要建筑，都是從埃及來的工匠設計建造的；美輪美奐、讓人一看就感動不已的印度泰姬陵，是國外的伊斯蘭建筑專家設計的；美國著名的自由女神像是法國人設計的；法國盧浮宮玻璃金字塔是美籍華人、世界著名建筑設計大師貝聿銘設計的；世界第一高樓哈利法塔（又稱迪拜塔），是由美國SOM建筑設計事務所設計的；法國米勞大橋、德國商業銀行大廈、俄羅斯的“莫斯科大廈”等，都不是本國人設計的……

地中海上克里特島4000年前的建筑藝術遺存

　　比如，中國山西云岡石窟的設計者，是佛教洞穴藝術發達的古印度、獅子國(今斯里蘭卡)、西域諸國的胡沙門等國的僧人，他們帶著佛經、佛像和畫本，隨商隊、使團來到山西，參與了設計和創作；香港匯豐銀行大樓、香港新機場和北京首都國際機場3號航站樓，出自英國著名建筑設計家諾曼·福斯特之手；北京的“鳥巢”即北京國家體育場，是由以瑞士赫爾佐格和德梅隆設計事務所為主設計的；世界最大的穹頂建筑（蛋殼造型）——中國國家大劇院，是法國人保羅?安德魯設計的；中國中央電視臺總部大樓，是荷蘭大都會建筑事務所負責設計的……

外國人設計的山西云岡石窟

　　那么，自古以來世界上那么多國家，為何都把自己最重要的建筑交給國外的專家去設計呢？

　　首先，一個偉大的、地標性的重要建筑或建筑群，不是餐巾紙那樣的易碎品，在外觀造型、實際功能上至少要達到當今世界先進水平，至少幾百年后仍不落伍。如何規劃和設計，這一關非常重要。但是，一個國家不可能包攬世界上最優秀的建筑設計人才，唯一的辦法就是用國際招標的辦法去尋找。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正是全國范圍停辦所有高等教育、導致各類人才青黃不接的特殊時期，根本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建筑規劃和設計人才。2001年8月，鄭州市就如何規劃鄭東新區，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征集設計方案，澳大利亞COX集團、美國SASAKI公司、法國夏氏事務所、新加坡CPG集團(PWD)等行業翹楚都應邀參加。2001年底，黑川紀章的概念規劃方案獲得以國家住建部總規劃師陳曉麗為評審組長的專家組投票，最終中選。

　　其次，這與時代政治氛圍有關。那個時代的國人，剛剛從十年文/革賦予的重壓和禁忌中走出來，思想解放，心靈自由，放眼看世界，胸懷寬闊，既雄心勃勃、激情滿懷，又能正視自己、謙虛好學，中國人都巴不得立刻把世界上所有的先進文化學到手，巴不得馬上把被耽誤的時間彌補回來，河南人巴不得一日之內把“中部塌陷”變成“中部崛起”。在這個氛圍中，“夜郎自大”、“閉關鎖國”以及改革開放前盛行的“里通外國”、“間諜”、“特務”、“崇洋媚外”、“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和平演變”等詞匯，都被作為垃圾被拋棄；那時還沒有“厲害國”、“陰謀論”等看似新穎其實很老套的扭曲思維，所以，當時河南省和鄭州市的官員們沒有被條條框框和各類禁忌所束縛干擾，敢于采用國際招標的方式邀請世界（實際上就是向西方發達國家）的規劃和設計專家參與競爭，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浦東新區

　　再次，與經濟實力有關。請世界一流的專家們規劃、設計偉大公共建筑，需要付出昂貴的報酬，比如黑川紀章的設計被采納后，鄭州市為此付出了900萬元的設計費。可見，外國的專家不是好請的，只有在財政腰包鼓起來之后才有可能。在國人連溫飽都沒有解決的十年文/革中，不可能想到要建造偉大建筑，即使想建造，也沒有財力拿出那么高的設計費。不單是中國，在“冷戰”時期，貧窮的古巴、越南、東德等國，甚至現在的朝鮮和委內瑞拉等，都不會去搞什么偉大建筑，當然更無需到國外找建筑設計專家。在鄭東新區的孕育階段，正是中國改革開放漸入佳境的時期，“民族中興”和“經濟起飛”的跡象，已經朦朦朧朧地進入國人的下意識，河南省和鄭州市的主要官員們也積累了一定的啟動基金和“滾動發展”的籌款經驗。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鄭東新區，是河南甚至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大規模建造偉大建筑和建筑群的代表和縮影之一，是中國主動融入世界、擁抱世界的一個碩果，其中包含的理念、思路和寶貴經驗，值得珍惜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