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會議中有個提法：“提升城市群功能”，這或許意味著我國城鎮化發展的政策導向發生重大變化，值得關注。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采取大力發展中小城市、控制大城市規模的城鎮化發展模式。1980年提出中國城市發展總方針是：“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1990年公布的《城市規劃法》對中小城市有所放松，提出：“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總方針。

　　而到2014年發布的《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兩項觀點：一是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動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二是鼓勵農業人口在中小城市落戶，嚴格控制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到新階段，抑制大城市的工作思路已出現了不適應，大力發展都市圈及周邊地區中小城市正成為城鎮化的新趨勢。“提升城市群功能”的說法，就順應了時勢與趨勢。

　　第一，大部分農民本質上是“大城市化”受益者，也只有大城市有能力提供更多工作崗位、創造更多財富、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所以，即便在嚴格限制下，近幾年中國人口流動趨勢仍然為流入大城市。如果繼續采取大力發展中小城鎮這種導向，不但會造成嚴重的投資浪費，更難以發揮大城市對區域和經濟的輻射帶動能力。

　　第二，都市圈正成為全球競爭與合作的主要載體。在全球化下，經濟要素在更大范圍內廣泛流動和增長，資本已無國界，城市越來越成為促進全球化的重要支點，城市之間的經濟網絡開始主宰全球經濟命脈。

　　隨之涌現出的，是若干個在空間權力上超越國家范圍、全球經濟中發揮指揮和控制作用的全球城市，以這些大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漸漸演化成城市群的高級形態，如全球城市區域。

　　這些具備高度城鄉一體化的大都市區域，聚集了更多的生產要素，經濟發展速度更快，競爭力更強，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核心，甚至對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例如，美國波士頓、紐約、華盛頓大都市帶，是全球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而東京城市圈、大阪城市圈和名古屋城市圈構成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是整個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我國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帶，以及深圳、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區，是全球最大的綜合性工業區。

　　總體來看，城市群和大都市圈正成為“極化效應”下城市的主體形態。這種城市群既不同于普通意義上的城市范疇，也不同于僅僅因地域聯系形成的城市群或城市輻射區，而是在全球化高度發展的前提下，以經濟聯系為基礎，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內經濟實力較為雄厚的二級大中城市擴展聯合而形成的一種獨特空間現象，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十八大以來，我國已提出京津冀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城市群三個國家戰略。這正是順應我國城鎮化發展規律，提升我國城市在全球競爭力的重要舉措。國家發改委在今年四月發布了《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也正是看到了都市圈的重要作用。這些舉措，也有助于通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形成區域競爭新優勢，為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經濟轉型升級提供重要支撐。

　　（作者為經世智庫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