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關系，我經常和各類城市規劃師打交道，可以說對他們有一定的了解，但在城市認知上也免不了有著較大的分歧。原因在于，我們目前看到的城市，千城一面和千篇一律，甚至包括城市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和規劃師們有著關系?！　?/p>

　　這樣說，顯然是規劃師們特別不愛聽的，因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規劃師對于中國城市發展的貢獻。其實我內心里當然承認這種貢獻，而且認為這是無法被替代的貢獻，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回避在城市發展理念上存在的分歧和產生的各種矛盾。

　　規劃師不能只為城市政府負責

　　記得在2012年前后，中科院和工程院組織的一個關于城鎮化的內部討論會上，我和一位長期主管規劃的負責同志發生了爭論。起因在于，對城市規劃中存在的問題應該由誰來負責？

　　我毫不客氣地指出，規劃師們和各類規劃單位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畢竟那些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和好大喜功的工程是出自規劃師之手，畢竟政府的官員是畫不出來規劃藍圖的。而且所有的城市如果沒有規劃，很難進行建設，這也是體制和制度決定的。

　　那位負責人否定了我的說法，認為責任是在各級城市政府，規劃師沒有責任。而在我看來，規劃師是有利益的，因此在承接規劃工作的時候，肯定要服從政府的指令，但是仍然可以堅持原則。

　　雖然最后我們誰也沒有說服誰，但是我非常清楚規劃師們是十分不贊同我的觀點。

　　還有一次，我請一個著名的規劃專家，來我的單位介紹他們做規劃的經驗，同樣地談到了這個問題。這個專家的觀點是，雖然他們不能不按照政府的意見來編制規劃，但是相對于其他的規劃單位，他們所編制的規劃可能損失要小一些。不錯，這才是最合理的解釋。

　　在許多次與規劃有關的座談會中和講課中，我談到這個問題時，規劃專家，有些甚至還是著名規劃專家的觀點是，規劃師和政府就是甲方和乙方之間的關系?？蛻舯仨氁凑占追降囊竽贸龇桨?，這是市場的約定。對這些觀點我更不能茍同。而且作為規劃業務的主導者和制定者，或者是作為規劃專家，更應該考慮到城市的未來發展，考慮到城市居民的長遠利益，考慮到政府官員考慮不到的事情，很多事關城市發展的長期利益，應該堅持原則，哪怕影響到自身利益。

　　可是現實很骨感，畢竟利益決定著人們的選擇，在這方面我們作為批評者顯然是蒼白無力的。

　　其實近些年中國城市的快速發展，應該說規劃師們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但是規劃師眼中的城市，一方面受到自己的專業局限，另一方面也和長期以來過多強調技術路徑，忽視了經濟和社會的研究方法有關。這其中既有專業的問題，也有體制的問題。

　　在上世紀90年代，我們與有關部門的規劃專家下基層調查時，普遍面臨的問題就是基礎設施的供給嚴重滯后。很多規劃師提出的一個重要的質疑就是缺乏規劃，這些觀點也會影響到各個層面的決策者。例如路網狹窄，道路不通暢，管道設施的建設嚴重滯后，城市沒有生態空間等等。在一些座談會和討論中，大家普遍認為，城市規劃滯后于城市的發展，因此提出要超前規劃，未雨綢繆。

　　但問題隨之而來，如果在不受約束的前提下超前規劃，那么超前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適的？而在一些城市的實踐中，沒有尺度的把握，會使得城市規劃在引領城市發展和建設的同時，超越了現實能力。

　　規劃也需要遵循經濟規律

　　中國的規劃專業大約受兩個體系的思想影響，一是前蘇聯，二是歐美。前者是在計劃經濟框架下，更多地看重城市的尺度和格局，不考慮各種經濟和社會約束條件下的規劃編制思路。后者則在強調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注重生態理念，同時也注重現實制度的約束。

　　而中國城市的發展思路，由于城市政府決策的無約束性，更有利于實施偏重計劃經濟思路的空間規劃格局。同時這種計劃模式更多地受城市政府的利益驅動所影響，與前蘇聯的規劃模式還是有著較大的區別。

　　歐美技術流的規劃思路和偏重于資源配置和生態約束的規劃思想，更結合了現代化城市景觀的現實，也同時融入到我們的城市規劃的編制過程中。所以我們看到的城市，如果不考慮經濟和社會的約束，形成的千城一面的城市發展格局，以交通和基礎設施配置的框架，拉開了城市發展的空間格局，顯然直接影響到所有城市空間的變化趨勢。但是當資源控制能力和財政約束難以支撐這種好大喜功的空間格局時，城市的債務負擔就會成為壓垮城市擴張能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實際上，許多中國城市面臨的問題，都不能不說與我們的城市空間格局擴張太快有直接關系。當然板子是一定與落在地方政府利益上，此外也與城市政府的短期決策有關，還與城市管理體制有關。但是作為規劃部門，在這個過程中是否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結論是顯而易見的。

　　很多規劃師不承認自己的規劃出了問題。我們在爭論的時候，談到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城市主城區的人口是多少，未來的增長預期應該是多少。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在不同的利益主導下，卻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對于控制人口的城市，不是因為經濟增長，而是考慮非經濟因素和其他因素，規劃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標往往與現實發生了極大的沖突。

　　例如北京，人口控制的目標從1000萬到2500萬，這個變化是任何規劃都沒有成功預測的。盡管采取了行政手段，但是現實卻無可奈何，人口增長還在持續。我們知道，現在在北京采取了所謂最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但誰會保證未來如果經濟上有如此強大的需求，人口不會反彈？

　　而在沒有增長機會的城市，或者是在等級化城市管理體制下，城市人口增長如何來規劃，大多是預測的人口低于現實的人口增長速度。以至于很多省會城市和地級城市不得不采取行政劃轉的方式來擴大人口規模。

　　例如，寧夏銀川市的城市規劃框架，可以容納300萬-500萬人，但是全寧夏自治區才有688萬人。還有就是各類新區，規劃人口是現實人口的數倍，而實際情況則是人口規模增長極為緩慢，遠遠達不到預期。

　　看起來人口就是一個數字的問題。但是一旦轉化為規劃，按照規劃人口投入的基礎設施則是真金白銀的。那么多鋼筋混凝土轉化為了現實建筑，由于沒有人口和產業的支撐，最后轉化為各種爛尾樓。

　　各大新區剛開始設立的時候，從規劃思路，到新區發展思路，無不躊躇滿志，信心十足。而現在，已經成為各級政府的雞肋，投也不是，撤也不是。即使給足了各種政策，仍然難以得出體面的結果，因為違反了經濟規律，而這些經濟規律和人口規律，恰恰是規劃師技術路徑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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