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韌性城市規劃？

　　韌性城市（resilient city）指的是，城市經歷地震、洪水、颶風等災難、瘟疫、社會沖突等突發事件之后快速重組和恢復生產能力的城市，具有反思力大，隨機反應能力強，穩健、冗余、靈活和包容等特點（周利敏，2016，韌性城市： 風險治理及指標建構—兼論國際案例 北京行政學院學報.）。

　　仇保興認為，城市韌性分為結構韌性、過程韌性、系統韌性三個層面：結構韌性包括技術韌性、經濟韌性、社會韌性和政府韌性，分別指代基礎設施應對城市災害、經濟結構抵抗金融巨變、社會民眾面對重大事件、政府部門維穩職能運行及安定民心的能力（2018. 基于復雜適應系統理論的韌性城市設計方法及原則. 城市發展研究.）。

　　他認為，城市規劃，應重點關注技術層面的結構韌性，強化城市的通訊、能源、給排水、交通、防洪和防疫等維持城市正常運營的生命線基礎設施應對災害的能力；過程韌性，指的是，城市在面臨大型災害及突發事件時，在維持、恢復和轉型三個階段所表現出來的修復能力；系統韌性，指城市作為一個有機體進行運作，能夠依靠智慧城市系統進行智能自反饋的感知各類事件、風險和不確定因素能力。

　　隨著城市脆弱性增加、社會發展的不確定因素遞增，以及民眾的風險意識提升，韌性城市規劃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大城市的重視。2013年6月11日，紐約市發布了《一個更強大、更具韌性的紐約》的紐約可適性計劃，該報告解釋了“韌性（resilience）”的含義：一是能夠從變化和不利影響中反彈的能力；二是對于困難情境的預防、準備、響應及快速恢復的能力。

　　美國紐約在經歷桑迪颶風之后，全面制定了韌性城市規劃方案，將城市防災、抗災等應對風險的能力作為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力量，進行提高和加強，，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災后重建以及提升社區韌性方面的投資。芝加哥、倫敦，鹿特丹等城市也先后制定自己的韌性城市規劃方案。

全球6大韌性城市規劃 （鄭艷，2013，推動城市適應規劃，構建韌性城市——發達國家的案例及啟示，世界環境）

EMI（Earthquake emergency initiative）組織于2015年3月針對發展中國家發布了《Urban Resilience Master Planning》（城市韌性總體規劃），作為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制定者的指導文件，在東南亞等國實施“災害風險管理總體規劃DRMMP” （劉宏波，翟國方、施益軍, 2016, 從響應到韌性：基于《Urban Resilience Master Planning》的思考, 2016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災害風險管理總體規劃DRMMP執行框架 （劉宏波、翟國方、施益軍 2016）

城市規劃與韌性城市總體規劃的階段協調配合（劉宏波、翟國方、施益軍2016）
 

　　國際防災復興機構（IRP）提出“柔和社區”概念，在社區層面提出韌性城市要求，尤其是面對突發災難和疫情的社會組織關系上的壓力，以柔和的社區管理對抗強大的突發災情，通過調動社區的人際關系網絡和熟人社會的關系網絡，發動人的韌性力量，凸顯韌性城市中人的韌性潛能，凸顯出“以柔克剛”的韌性規劃的優勢所在。

　　國際防災復興機構（IRP ，《從災害復興中學習 －決策者指南－》2007年1月 （來源：顧林生，云南魯甸803地震災后重建需求評估報告，2014）

　　聯合國減災委員會，2012年出版了一本《如何使城市更具韌性：地方政府領導人手冊》，從執行層面具體分析，面對突發的災難事件和疫情，地方領導人需要從機構、社會、自然環境、經濟等多個維度，推進韌性城市，使其具有抗災能力，且保持可持續發展。

（來源： UNSIDR，《如何使城市更具韌性 地方政府領導人手冊》 2012）
 

　　啟示

　　處于新冠疫情中的武漢，超過1000萬人的大都市，由于缺乏韌性城市規劃，在突發疫情的環境下，一度幾近停擺，甚至將周邊城市及國內其他大中小城市帶入極大的城市危機之中。

　　以“結構韌性”、“過程韌性”和“系統韌性”這三個體系來分析城市韌性規劃，或許尚需日后推敲。但以此框架，對疫情下的武漢進行城市韌性分析，具有足夠的可行性。這也為面向未來的城市韌性規劃帶來了啟示：

　　結構韌性層面：

　　（1）技術韌性是城市抗災防疫的硬件設施，相關規劃需要以仿真性模擬的方式進行配置。災害及疫情因其涉及的人群范圍廣，需要更全面地進行整體規劃，甚至是省域及跨省范圍內的大區域整體聯動。基于真實災情下的多變和緊急的需求，為極端惡劣環境中的人類生存場景做出預判和規劃，并儲備可承擔、可執行的應急處理能力和資源，是韌性規劃為城市帶來的核心競爭力；

　　（2）醫院等基礎設施建設的選址、建設，需由具有專業規劃及設計經驗的團隊負責操作，保證速度的同時，保證質量；

　　（3）社會韌性方面，保證基礎的城市運作的資源供給，為保障市民基本的生活質量提供支持；

　　（4）韌性社區，是城市社會韌性的重要一環，適度減輕社區負擔，是增強城市韌性不容忽視的一部分。

　　過程韌性層面：

　　（1）救災抗疫過程中，不同方面的韌性需求容易產生沖突，例如，要阻斷疫情傳播渠道，減少人員流動，就可能要封城、封路，來減輕技術韌性不足對城市的壓力，但這增加了社區和市民個體的壓力，削弱了城市的社會韌性，令沒有感染的市民降低生活質量，承受疫情帶來的次生災害。如何有效調和不同結構化韌性之間的矛盾，在韌性社區的基礎上，發揮社區原本具有的柔性特質，也為提升系統性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2）城市并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一個有機的綜合系統，各種不同的主體和利益相關方，都在這個受到沖擊的綜合性平臺上，進行或獨立或交叉的互動。具有足夠的平臺化資源協作、利益相關方的協同發展的能力，將政府資源與民間力量有機地融為一體，借助各方資源為城市助力，才能將城市的過程性韌性發揮到極致；

　　（3）城市除了物質層面的資源，也有自身的精神價值。作為一個有機體，城市激活市民在精神層面的韌性，也是過程性韌性提升的重要內核。

　　系統韌性層面：具備足夠的信息交互、透明的資訊流通、智能感知與自反饋系統的綜合性韌性合作系統，才能令城市韌性閉環實現。人工智能只是智慧城市的硬件基礎。一套對這些基礎設施進行規劃、調度、管理的科學制度，將民間的人道主義救災信息和官方的智慧城市指揮調度系統相結合，才是人機結合的城市人工智能發展的未來，也是串聯起硬件系統和民生的系統韌性的關鍵。

　　總結

　　城市韌性規劃的核心，是為城市發展提供更安全、健康和可持續的城市規劃，特征是高彈性和可調適，以應對突發的、不確定的城市風險及災害。通過高效反應、提前備案、協同參與、資源整合等制度化的規劃手段，從結構韌性、過程韌性和系統韌性等三個維度，提升城市的韌性程度，為提供更優質的城市服務奠定基礎。

　　在災難面前，人是極度脆弱的，城市也是。不論韌性城市規劃，還是發揮韌性社區的作用，都來自如何判斷人和自然的關系。這也決定了城市規劃和城市治理的態度和方式。對新冠疫情下武漢的城市韌性進行研究，有助于為韌性城市的中國實踐提供參考。從規劃建設與管理角度，提出韌性城市總體規劃在中國進入實操層面的可能性，保障重大項目規劃及投資實施的有效性及長效性，可為千萬級人口大城市所借鑒，實現可持續性安全發展的韌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