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本身就在倒逼城市管理以及公共衛生水平的升級，如果因為疫情嚇得去限制城市發展，那才是開倒車的行為。

　　今年春季的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震動了所有人的心，各種議論和意見甚囂塵上，其中有一種意見認為，我們應該反省現在的城鎮化發展方向，甚至有人說不應該再發展武漢這樣的超大城市，應該更重視中小城市等等。

　　這種意見至少有一點說對了：傳染病的肆虐確實和城市化進程相關。

　　在近代早期，即18-19世紀，無論是美洲新大陸，還是歐洲日本，都有一個共同現象：住在大城市的居民平均壽命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

　　比如在世界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英國，1750年只有倫敦和愛丁堡兩個城市人口在5萬人以上，到1851年則達到21個，住在城市中的英國人超過了農村，超過1/3的英國人集中于英國的特大城市（5萬人口）。

　　急速推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英國城區煙霧繚繞，污垢遍地，供水、衛生、公園之類的基本服務都無法滿足需求，1830年后各種傳染病肆虐英國的城市，如生活在大城市曼徹斯特的勞工階層平均預期壽命居然要比鄉村地區少15歲以上。難怪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為此寫道：“文明會創造奇跡，文明人竟然退化為野蠻人”。

　　城市人口密集，交通頻繁，狹窄惡劣的生活環境則是傳染病的溫床。據格拉斯哥皇家醫院報告，在1815年以前收治的病人中，傷寒患者只有10%，而在1815至1830年，傷寒患者的比例超過了30%，在1830年以后更高達50%。

　　更可怕的是肺結核病的流行，在19世紀早期，每三個英國人就有一個人死于肺結核。所以工業化和城市化最初給英國帶來的實際是死亡率的上升，1811到1821年，英國的年人口死亡率是千分之二十，到1831年以后則上升為千分之三十。

　　近代早期的城市化路線錯了么？英國是否應該因為傳染病停止發展5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

　　英國交出的答卷并不是縮小城市，而是大規模的公共衛生改革。

　　19世紀中期的英國大城市其實不缺乏醫生，每年投入到醫療方面的開支也不少，利物浦當時有50名內科以及250名外科醫生，但卻沒有一名負責防疫和管理衛生的官員。而倫敦也一樣。

　　為了應對霍亂，19世紀30年代英國各地成立了1200個地方衛生局，但衛生局中充斥的都是行政官員，沒有醫學人士，所以嚴重缺乏專業知識和責任精神。

　　英國的公共衛生改革重點在于理順這些問題，建立全國性的防疫政策，立法確保公共衛生經費的充足，到19世紀末期，西方大城市的清潔與衛生狀態已經讓來訪者嘖嘖稱奇。而倫敦和紐約人口也順利突破200萬這個讓當時人不敢相信的水平。

　　可見，城市化本身就在倒逼城市管理以及公共衛生水平的升級，如果因為疫情嚇得去限制城市發展，那才是開倒車的行為。

　　今天的中國，僅僅有30%人口居住在百萬級別人口城市之中，而日本韓國美國都接近50%，世界各國中，中央權力比較大的國家城市集中度很高，中國人口會自然而然的朝一線城市和省會城市集中，這是自然的趨勢。

　　面對城市化和公共衛生問題的挑戰，我們只能向前進，不能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