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農業稅以來，國家不斷加大對農村的投入，目前每年惠農資金早已超過2萬億元。到農村調研，很容易遇到由國家投資的惠農項目。有點可惜的是，大量惠農項目投入成效存疑。

　　大型且集中的投入如各種農業綜合體，動輒數千萬上億元投入；中型分散投入如農村雨污分流項目，每個項目數百萬元；小型項目如農村改廁，若做追蹤調查，就會發現，絕大多數項目投入都不成功。

　　不僅國家財政投入項目大多不成功，而且資本下鄉也大多血本無歸。2008年成都列入國家城鄉統籌示范區，推動資本下鄉，幾乎所有下鄉資本都是開著寶馬進村，騎著自行車逃離。

　　很多地區農民將積蓄用于在農村建高標準住房，卻基本上沒有住過。地方政府推動農民上樓集中居住，農民難以適應集中居住且搬入樓房建筑質量很差。精確扶貧易地安置，為貧困戶建了新居，貧困戶卻不愿搬入新居而仍然住在老房子。

　　全國幾乎所有地區都在做全域旅游規劃，美麗鄉村如火如荼，在可以預見的不久就可以看到巨資投入的這些規劃和建設再次失敗。

　　也就是說，一方面國家向農村轉移越來越多資源，社會也在農村有巨大投資，另一方面是大量投入農村資源低效使用，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

　　如果有人對最近10多年惠農項目成效進行評估，一定可以發現問題極大，教訓卻沒有吸取。惠農項目之所以容易失敗，一個基本原因是當前中國正處在史無前例的城鄉關系重組之中，農村人口大量進城，城市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極，農村GDP占比越來越低。

　　經濟發展的機會在城市，農村則為難以體面進城群體提供了保底。在保底的農村要建設強富美以及要尋找獲利機會，自然相當困難。我們必須將投入農村的資源和鄉村建設置于城鄉關系的背景下面思考。

　　從城鄉關系來看，新中國經歷了三個階段的城鄉關系：

　　一是改革開放以前城鄉分離階段，城市從農村提取資源，農業支援工業建設的階段。

　　二是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二元體制被打破的階段，最重要的是放開了對農民進城的體制機制限制，卻并未同時放開資本下鄉，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幾乎所有農戶家庭都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生計模式，農民家庭再生產仍然在農村完成，農民家庭在城市掙錢，在農村消費。農村勞動力進城了，農民家庭收入增加了，農村變得更加繁榮。

　　進入21世紀，農民家庭行為發生重大改變，即農民家庭不再從城市掙錢回農村花，而是想方設法進城在城市安居。農民家庭仍然存在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只不過現在是農民家庭留守務農父母支持子女進城，為進城子女提供經濟支持，至少是減輕進城子女的家庭負擔，比如父母幫忙帶孫子，父母留守農村生活成本也比較低。家庭中老年人留守農村可以為農民家庭進城提供支持，也可以為進城失敗農民提供退路，這種退路不僅是經濟上和社會保障上的，而且是心理安全上的。農村也有助于應對老齡化。

　　因此，國家在城鄉關系上，一方面放開了農民進城的限制，一方面又限制城市資本下鄉，強調不允許農民失去土地。農民進城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個艱難且相對長期的過程。

　　農民進城，先到縣城買房，讓子女獲得較好的城市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服務，不過縣城缺少就業獲利機會，因此再想方設法到地市買房。開始是年輕人進城，再逐步全家進城。在這個艱難且將持續相當長時期的農民進城過程中，國家要為農民提供無法進城或進城失敗時的農村保底，因此就要限制城市資本下鄉。農民依據他們的實際情況不斷調整家庭策略，以在保證基本安全的情況下體面進城。

　　當前中國農民是沒有“鄉愁”而只有“城愁”的，即他們所有關切在于能否及如何體面進城。

　　在當前時期，農民家庭策略是以農村資源支持城市，農村就不只是青壯年勞動力流失，而且是幾乎所有資源都進城去了。農村資源流出，村莊空心化，傳統農村社會逐步解體，鄉村發生巨變，城鄉劇烈重組。一切都不確定，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變動和不確定。

　　在鄉村巨變、城鄉重組的背景下，國家向農村投入資源主要應當是保底性的，是應對農村資源流出背景下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維持難題。這個時期試圖建設美麗鄉村，試圖通過制度來固定正在變動的關系，試圖鼓勵在農村發財致富，就可能開了歷史倒車。

　　美麗鄉村建設不能太著急，待到鄉村巨變結束，城鄉重組結束，城鄉均衡發展階段到來，建設一個強富美的鄉村的時機才會到來。在農民快速進城，鄉村劇烈變動，城鄉關系重組的階段，建設強富美鄉村的惠農政策，就是誤判了時機，也因此會失敗。

　　惠農政策應當真正惠及所有農民，尤其是為農民提供生產生活秩序的保底。當前階段惠農政策的重點不是要建設一個比城市好的農村，而是要建設一個不那么差的農村。

　　（作者為武漢大學社會學院  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