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暑期檔，《長安三萬里》熱映。影片不僅展現了唐朝詩人李白、高適和杜甫的風采，還精心描畫出唐代街巷坊肆的日常景象：在長安，高適與杜甫結識，于宴樂之上邂逅王維等文學大咖；在武漢，高適和李白兩次造訪黃鶴樓，描繪出“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景象。

　　樹立保護意識，復現古城風貌

　　時光荏苒，1000余年后，長安已是“西安”，城市布局與唐代相比有了很多變化。近代以降，這座城市的唐風并不濃郁，直至2010年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建成，西安因地制宜，走出一條復現古都風貌的獨特路徑：長安西市遺址上修建的大唐西市博物館于原址“就地展示”，對漢唐城市遺址修葺則“修舊如舊”。6個仿唐街區復現“丹柱素壁”的建筑外表，商鋪林立，游客熙攘，一派濃郁煙火氣，一如今人對古代長安繁華街市的想象。

　　嚴格說來，歷史文化名城難以真正“復原”。城市不是西伯利亞荒原上偶然發現的猛犸象遺體，能在冰凍歲月中保持原貌。一座城市的社會生活如流水般奔騰不息，后人很難分辨漢代長安、唐代長安與宋元“長安”之間的區別。同時，即便古代城市規劃設計明確，現有證據仍不足以完整復原整座城市。比如，初至京城便明白“長安居不易”的白居易，年近五旬終于在長安新昌坊有了住宅。對此，詩人并未吝惜筆墨，但我們僅能從詩中依稀得知他住在新昌坊東邊：“最近東頭是白家”（《自題新昌居止因招楊郎中小飲》）；且宅前有松：“但有雙松當砌下”（《新昌閑居招楊郎中兄弟》），更多信息則無從知曉。

　　那么，如何在歷史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復現一座古代城市呢？答案早已不是秘密：如同棋局對弈，步步為營，古代城市也是一步一步發展至今。理論上，我們可以立足此時此地，從現狀倒推出一座城市最初的樣貌。以西安為例，在時光長河中逆流而上，觀察明清西安府城墻的營建，欣賞元初馬可·波羅贊美的“城甚壯麗”，了解北宋呂大忠始建碑林的動機，感受盛唐帝都的萬千氣象，直到見證隋文帝營造大興城的那一刻。

　　古城一如西安，是歷史層累的鮮活見證，樹立保護意識至關重要。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發展對歷史文化遺跡的保護產生過負面影響，無論是1882年通過《古跡保護法》的英國，還是1949年建立國家歷史保護基金會的美國，各國有影響力的制度性保護措施的出臺都頗為晚近。由于保護意識的缺失，對建筑遺產過度拆除一度是現代城市發展的通病。對城市而言，免于被破壞、被毀棄是最低標準，我們要有針對性地對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遺產加以保護并加強修復，將建筑遺產的時鐘調到恰當時刻，然后才能倒推城市發展的歷史足跡。

　　只有以保護意識為基礎，我們才能更好地發展建設城市的當代部分、保護修復歷史文化部分，令城市的“舊”與“新”如地層剖面般清晰可見。于是，西安、巴黎、羅馬、雅典成為沒有圍墻的博物館，置身其中的我們在感受當代生活氣息的同時，也能夠看到一座古城過去的模樣。

　　合理利用古跡，讓歷史活在當下

　　借助沙盤模型，微縮再現古代城市，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城市的空間組織原則。例如，走進前門東大街的北京市規劃展覽館，我們能看到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規劃模型之一——北京城市規劃模型，在聲光電技術配合演示下，這座面積達302平方米的模型與周邊1000平方米的正射影像交相輝映，猶如鳥瞰北京，目光自然不再局限于每座住宅，它們之間的相對位置復原了昔日的城市建筑功能。

　　借助新媒體技術，人們還可以在遺址上直觀感受古今之別。比如，意大利羅馬的戴克里先浴場曾是古羅馬帝國時期最大的浴場之一，今天的浴池雖已干涸，但建筑遺址中依然播放著當時的洗浴場景，古代羅馬人的日常生活因而得以重構。

　　活化利用歷史遺址的案例還有很多。比如在法國阿爾勒和意大利維羅納，當地政府對古羅馬時期的圓形劇場加以修葺，令古跡變為演出場地，時尚的當代娛樂和古老的城市空間直接對話：梵·高畫筆下的阿爾勒競技場依然在舉辦斗牛表演，英國流行歌手阿黛爾曾在維羅納古老的圓形競技場舉辦演唱會。不同于近代鏡框式舞臺，這些圓形劇場消除舞臺和觀眾間的隔閡，聲浪和視線更易匯聚到橢圓形舞臺之上，而環繞舞臺、座無虛席的觀眾本身就復現了古羅馬時代的演出場景。

　　一座城市的古今界限并非涇渭分明，城市的歷史也不總是博物館玻璃柜中的展品。西安的大明宮遺址公園、羅馬市中心和帕拉蒂尼山丘上古典時期皇宮花園中怒放搖曳的花草，都在提示我們：合理利用古跡，讓歷史活在當下。唯如此，古老城市的生命才能在當代城市的肌理中延續發展。

　　借助考古與科技，還原煙火日常

　　《長安三萬里》重現了唐朝生活的流彩斷章，若想真實復現唐代長安人家的煙火日常，我們還需借力考古發現。例如，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之一，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曾發掘出土一系列稚態可掬的唐代隨葬俑。

　　隨葬俑由各種材料復合制成，將捻成“手臂”的紙卷展平，竟是寫過字的紙片，其中一張記錄了7世紀下半葉唐代長安城中一座當鋪的交易。抵押物品多為日常用物，比如衣服，有些甚至寫明具體式樣，如“紫紅小纈夾裙”“藍小綾夾裙”等。通過這些紙片上的文字，我們得知曾有一位女子名為“劉娘”，家住長安城最南端的延興門外，“何七娘”則住在新昌坊的觀音寺后巷。這一考古發現為今人提供了古代生活的直接證據，不僅見“物”，而且見“人”：染布工、發簪工匠、織娘、繡女，為了生計，走進當鋪，留駐在賬冊中，復現出唐代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角。

　　人、物、事凝結于歷史空間，纖毫畢現地展示出唐代生活的紋理。設若再閱讀以《李娃傳》為代表的唐傳奇，輔以文學視角，小說中公子落難“質衣于肆”——那當鋪里典當衣服的場景，也更加活靈活現起來。在傳世的詩書器物之外，是平凡的生活本身織就文明的錦繡斑斕。

　　在當代描畫古城的模樣，科技與文化的結合帶來新的路徑。2022年，清華大學未來實驗室空間與媒體組采用新的思路：由人工智能在事實與想象之間搭建橋梁，通過分析已有的和不斷發現的古代城市信息，計算并建構出想象中的“長安”。借助人工智能，我們勾勒出的也許不是“那一個真實的長安”，但可以無窮趨近“今人所能理解的長安”。

　　樹立保護意識，合理利用古跡，我們更好地讓歷史活在當下；借助考古與科技，我們進一步還原古人的煙火日常。那么，我們究竟為何要在當代描畫古城的模樣？因為它可以讓我們通過生動鮮活的案例，更加切實地感受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立足當下，回望歷史，為的是豐富今人對古代的認識，更多維度地理解城市發展繁榮的規律，以期在傳承接續中創造更加可期的城市未來。

　　（作者為清華大學未來實驗室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