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向南偏西百余公里，太行山東麓，白洋淀深處，即是雄安。兩年多來，圍繞新區建設的點滴一直牽動著各界的神經，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在于，如何招攬人才？

　　“如果你的孩子在雄安能上中國最好的學校，你去不去（雄安）？”面對參與成都東部新城建設的400余位基層工作者，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拋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他希望借此說明，城鎮化進入下半場，以“人”為核心，關鍵要研究“人的選擇”，特別是在這個“拼娃”的時代，哪里有最好的學校，它就不怕招不到優秀的年輕人。

　　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李曉江是最早參與到雄安新區規劃設計專業工作的專家之一。他指出，雄安既不像深圳有門戶優勢，也不像浦東（上海）占據“中心”位置，想發展好一定要靠創新，“創新的核心是人”，而規劃師、建設者的核心任務，就是創造一個吸引人才的城市環境、生活質量和公共服務體系。

　　“成都要學習雄安，建好東部新城，首先就是要以人為本，”李曉江認為，一個新城區，首先必須解決人的問題，因為“只有人來了，好的企業才會來”，同時，發展初期各個組團一定要抱緊了，“初期建設越集中，效率就越高，資源配置才越有效。”

　　7月19日，中國共產黨成都市第十三屆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召開，審議通過了《成都市東部新城空間發展戰略規劃（2017—2035年）》《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關于堅持新思想指引新理念導航高質量建設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現代化東部新城的意見》。

　　李曉江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成都跨過龍泉山向東發展，不僅是為了擴張，也是為了西部的保護、中部的優化，“是認識到了自己的資源價值和發展取向，有針對性地制定方針”。當然，這么大的戰略調整，不是“變戲法”，不是“廚子做飯”，需要有歷史耐心，“統一認識就需要一個過程。”

　　李曉江說，雖然成都給自己找了個“難題”，但這個“難題”是成都的長遠利益所在。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成都給自己找了個難題，但這是長遠利益所在”

成都市市域空間結構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研究人的選擇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最大一個變化，是“人變了”。

　　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人均GDP接近9800美元，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李曉江認為，從溫飽都沒有解決到中等收入社會，一個以中等收入為主體的人群有資格、也必然會提出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人的價值觀、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再用傳統的管理理念、能力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必須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李曉江直言，在這些變化背后，城市發展的邏輯也在發生深刻變化。

　　自2012年起，李曉江一直在參與中國工程院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主持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戰略研究。他多次強調，城鎮化進入“下半場”，從發展主體到發展動力再到發展邏輯，都已經變了，同時，既然是“人”的城鎮化，就必須研究“人的選擇”。

　　以雄安為例，李曉江透露，此前在和阿里、騰訊等民企老總交流時，他們最關心的都是在這里能不能招到自己想要的人，如果能，“一定會把最優質的資源放在這里。”

　　人跟著城市走，企業跟著人走，已然成為全球性的趨勢。問題在于，城市，特別是新城新區，如何為人提供“好的生活”？

　　“學校、醫院一定要先行，要有計劃。”李曉江直言，北大清華請不過去、請過去也沒用，反倒是如果能把北京著名高校后面的“附”都請去，雄安不怕招不到優秀的年輕人。

　　在他看來，雄安是城鎮化“下半場”的探路者，一定要靠創新，而創新的核心是人，作為規劃師、建設者，核心任務就是創造一個吸引人才的城市環境、生活質量和公共服務體系。

　　他進一步指出，我們處在一個“拼娃”的時代，不僅自己要努力工作，還要讓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如果一個地方有一流的公共服務和一流的生活，人來了，企業一定來，進而GDP、稅收、創新能力也都有了。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成都這幾年那么火，這么多的年輕人、大學生愿意來，“和這個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務，非常有文化沉淀的價值觀和氛圍有關。”李曉江說。

　　不過，他在受訪時也指出，成都跨過龍泉山建設東部新城既是“大手筆”，但也必須看到，它“沒有大城市基礎”，包括簡陽城區目前能提供的公共服務也相對較少，為此，李曉江建議，要盡可能利用主城區的依托關系，提升公共服務水平。

　　“我們要真正理解，新城建設到底用什么來帶動？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怎么去吸引人？這樣才能成功。”李曉江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僅僅吸引產業一定成功不了，沒有產業當然也不可持續，居住和產業兩件事必須同時做好。”

　　倒逼產業調整

　　產業怎樣才能做好？答案依然在“人”上。

　　李曉江指出，新增就業的勞動力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如果繼續用傳統的招農民工干活的思維，何談發展。

　　“城鎮化’上半場’的邏輯是靠要素廉價供給來招商引資，企業入駐之后帶來就業、吸引人才，造成城市繁榮。”李曉江說，“但我們看看，有多少工業用地在那里曬太陽？多少工業用地在那里低效利用？招來的企業招不到工人，而招來工人不是你想要的工人。”

　　根據他提供的數據，2007年起，城鎮新增就業群眾中，普通高校畢業生的數量就已超過農民工，去年1300多萬新增就業，大概60%是大學生，農民工只占10%左右。

　　李曉江解釋說，大學生不可能去給端盤子涮碗，即使不是服務業，他也要收入更高的一個崗位，或者更自由的崗位，因此，高校畢業生成為新增就業的主體，實際上是在倒逼產業結構調整。

　　不僅如此，農民工的素質在不斷提高，選擇能力也在提升。

　　李曉江分享了一個小故事。早前他到西部一個省會城市的郊縣調研，發現當地工業發展得不錯，但在工廠打工的卻幾乎沒有本地人，為什么？原因在于盡管本地農民不會多要一分錢，但他們會要求“朝九晚五”“周末雙休”，所以沒有工廠敢用。

　　“什么叫朝九晚五？什么叫雙休日？”他反問到，“這是城市生活，和城里人一樣的生活節奏、工作節奏，過去他們沒有這種概念，但是現在變了。”

　　他一直強調的一個觀點是，這一輪城市發展、區域發展的主題，實際上是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因為過去多年的農村道路建設，大量農民已經不需要把家搬到城里，就可以享受城里的生活、服務，甚至就業，“所以中國的城鎮化現在基本特征是什么？是城鄉雙棲。”

　　李曉江認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必然需要不同的資源配置，如果繼續用“上半場”簡單粗暴的辦法，一定達不成目的，“一定要觀察社會的變化，人群的變化，企業和人的關系的變化，才能把握自己的發展機會。”他進一步強調。

　　早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曾總結了城鎮化“上半場”的“三大法寶”——開發區模式、土地財政房地產依賴以及行政體制上用城市地方政府管理區域，在過去40年間實現了量的快速增長，但轉向追求公平、追求高質量發展的“下半場”，繼續使用“三大法寶”一定會出問題。

　　兩年多來，李曉江多次公開表示，雄安新區本身的意義，就在于要放棄“上半場”的邏輯，為“下半場”探路，為城鎮化轉型提供可復制的經驗。為此，他希望，成都的東部新城能夠像雄安一樣，轉變發展模式，創新增長機制，尋找到一條跟以往不同的發展思路、發展理念。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成都給自己找了個難題，但這是長遠利益所在”

成都龍泉山森林公園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資料圖片）

　　“抱緊了發展”

　　避免走彎路最好的辦法，就是充分汲取過往的教訓。李曉江認為，過去40年那些“不成功”的案例，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過度碎片化”的發展。

　　他解釋說，大量的開發區、園區，要么功能單一，只有就業，只有生產，沒有居住，沒有公共服務，最后吸引不了人；要么是孤島式的居住區，有大量的人口聚集，但沒有就業，沒有公共服務，也留不住人。因此，新一輪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堅持多功能的混合開發。

　　這樣的嘗試，雄安已經在進行，李曉江把它稱為“創新空間單元”。其設計理念是在1到3平方公里的范圍內，有居住，有就業，有公共服務，有高品質的公共空間等，滿足一個家庭多樣化的工作、生活和服務需求。

　　“這就是以人為本，就是要研究人的空間需求、人的公共服務需求。”李曉江說。

　　當然，不止雄安。2017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中，明確北京的發展目標是“建設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沒有經濟目標，沒有產業目標，“這是一個明顯的價值觀的變化。”李曉江說。

　　因此，成都要建好東部新城，他建議說，首先就是要以人為本，“怎么樣滿足人的需求、吸引人來，非常重要。”同時，要注重生態保護，基于東部地區的自然資源，建設一座恰當得體的人文城市。

　　另一方面，他還指出，在發展初期不要“鋪攤子”，各個組團有各自的功能、配套，“一定要抱緊了發展”，因為如果一開始就弄得很散、很不方便，連人都聚不起來，再去說長遠的發展，那就很難了。

　　事實上，在李曉江看來，新一輪城市發展中，成都是“最自覺的”，自覺學習北京治理“大城市病”，自覺優化調整——上一輪，是認識到資源瓶頸提出四個“難以為繼”的深圳。

　　2017年4月成都就提出“東進、南拓、西控、北改、中優”，開始優化拓展城市空間。其中，“東進”是要跨過龍泉山向東發展，推動城市格局從“兩山夾一城”走向“一山連兩翼”。

　　“雖然很多城市都有類似的空間規劃，但中間缺少邏輯主線，相互之間不連貫。”李曉江說，“成都認識到了自己的資源價值和發展取向，有針對性地制定規劃”，“東進”不僅僅是為了擴張，同時是為了保護、為了優化。

　　他強調說，初期規模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多地想象未來能發展到多少人，讓當下每一步都是成功的，整個新區才可能健康地成長，“這是成都自己給自己找的難題，但我認為這個難題是成都的長遠利益所在。”李曉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