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展以國家公園為主導的生態旅游、在“三江并流”區域實施生態補償、對當地干部實行綠色GDP考核

    “世界遺產地應該由國家管理，交給當地政府和社區民眾來管理就會出現很多問題。”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長楊福泉博士說，“當世界遺產地出現亂開發的現象時，社會對當地官員的指責最多，但當地官員有他們的苦衷。他們要在任期內將經濟抓上去，不動山不動水，GDP考核就過不了關。把遺產地保護交給當地政府和社區民眾是很難保護好的。”

    我國“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遺產連續4次被世界遺產委員會審議，社會各界頗為關注。本報《損失一個世界遺產是否值得》的報道（本報8月10日11版），再次引發相關專家、環保人士以及一些地方官員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有關人士指出，目前中國在“世界遺產”保護方面沒有專門的管理機構，都是由地方政府代為管理，有相關專業經驗的專家型人才沒有參與遺產管理和保護工作，地方對“世界遺產”的利用更多地趨向于以實現經濟效益為目標。

    記者了解到，2003年，云南省政府成立了世界遺產管理委員會，這是我國擁有世界遺產的省份中，第一個直接管理世界遺產的權力機構。但是，由于其管理的是中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世界遺產地，而且，保護區內絕大多數是少數民族，使得管理工作十分復雜。

    這一設在云南省建設廳的委員會，在這幾年的運行中顯示出局限性。各地相繼設立的“三江并流”保護辦公室，管理人員素質較低，有的辦公室甚至只有牌子和公章，沒有工作人員，形同虛設。

    “遺產地的經濟建設受到多方制約，擁有遺產地越多就越難發展。讓地方來管理世界遺產，就讓當地陷入了又要發展經濟又要承擔保護責任的兩難境地。”楊福泉說。

    “因為當地人對生態的保護，給社會提供了優質的旅游產品，但人們在享用生態產品和生態服務時，卻沒有重視生態補償。”云南省生物多樣性和傳統知識研究會的一名研究人員說，“大眾旅游的興起為生活在美麗土地上的貧困人口帶來希望。但開發者和旅游者消費的是當地人賴以生存的人地關系。我們的旅游開發到底是為誰服務？這種開發是一味地滿足市場需求，還是應該考慮到當地生態環境和民族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為此，越來越多的專家和研究者呼吁，“把‘三江并流’作為西部地區開發式扶貧的試驗區”，探索可持續的開發方式。例如，采取多樣化的官員考核制度，對遺產所在地官員的考核就是保護。同時，實行生態補償，讓當地政府和社區民眾因承擔保護責任而獲益。

    “所謂試驗區就應該有新的政策，發展水電、采礦都不是試驗。以國家公園為主導的生態旅游、在‘三江并流’區域實施生態補償、對當地干部實行綠色GDP考核、開發項目嚴格執行環境評價和社會影響評價、對口支援等才是符合可持續發展潮流的試驗。”云南省大眾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廣中心主任于曉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