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國古代士人與植物文化演進的關系分析

　　在植物文化演進的各個歷史時期，士與植物文化之間始終維系著一種持久而密切的互動關系。士人們的思想和言行就像畫筆，不斷地勾勒出中國植物文化盛衰流變的軌跡。反之，日益豐富的植物文化又為士人在“出處仕隱”的迷茫中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樹立了人格的坐標。

　　2.1士人階層是推動我國古代植物文化演變的重要力量任何文化的演變或進化都需要一定的驅動力。“人是文化的適應方式和創造過程的選擇者和實施者，人的需要是文化進化的根本動力”[6]。基于這一邏輯，我國占代植物文化演變的動力自然來源于古人對植物的需要，具體可分為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在我國古代植物文化的眾多締造者中，能夠同時有這2種需要，并且能一心為之努力的，較為典型的階層就應是士人階層了。

　　2.1.1士人階層是我國古代社會文化的創造者和占有者。

　　士人善于探究規律總結認識，當他們一旦關切某一事物的時候，往往能為之著書立說。我國自古就是農耕大國，植物與人們物質生活的關系十分密切，農本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植物世界不可能不受到士人階層的關照。盡管“士”不像“農”那樣常年躬耕土地，與植物世界有著直接且持久的接觸，但是這并不影響他們對植物的關切，反而使其能夠從外在的一個更高的平臺上對植物世界加以審視和體認。我國大多數的植物學典籍幾乎都是出自士人之手，譬如:西晉秸含撰寫《南方草木狀》，后魏賈思舞撰《齊民要術》，唐王方慶撰《園庭草木疏》，宋歐陽修撰《洛陽花木記》，明王象晉作《二如亭群芳譜》，清吳其溶撰《植物名實圖考》等等。就是這樣，士人階層不斷總結并創造出寶貴的植物認知、栽藝及利用等方面知識，進而豐富了我國植物文化體系的物質層面的內涵，同時為其演變夯實基礎。

　　2.1.2在古代士人是處于皇權和百姓之間的中間階層。他們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堅持以仁義道德的標準協調統治者與民眾間的利益關系。然而，統治者強大的集權制度卻對士人階層構成絕對的制約，這使得他們很難憑借直接和積極的方式履行使命。為了在“道統”與“正統”的沖突中把持個J勝的獨立，士人們紛紛訴求于精神家園的建構。植物文化由此獲得士人階層的深切關照，并逐漸脫離基于物質層面的實用性挖掘，轉人物色審美、品格比興的精神探索。這種探索是橫向的，詩詞歌賦、繪畫工藝、園林品賞等形式都在士人心智的引領下與植物結緣。從此，植物文化與傳統文化諸多支流發生了融合匯通，其演進發展亦有了新生的源泉動力。精神探索又是縱向的，“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于時序”￡’〕，每個時代都有其自身的心理或精神，士人階層對此把握最為貼切，他們在植物文化的塑造過程中會自然而然地為之刻上時代的印記，如春秋蘭文化、唐代牡丹文化、宋代梅文化等。這些印記構成了植物文化成長的年輪，并為其體系的豐富注人了“時新”的內涵，其演變發展由此獲得了可持續、源源不斷的推動力。

　　2.2植物文化在其演變過程中完成對士人階層的反塑造

　　2.2.1植物文化對士人的反塑造。我國古代士人階層在植物文化的創造過程中，也在潛移默化地接受著植物文化的反塑造，比德于花木、與植物為友的現象極為普遍。春秋時期孔子有感于植物的自然屬性，成為提出“君子比德”觀點的先哲。他曾說過“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論語·子罕》)，也曾感嘆過“芝蘭生于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孔子家語·在厄》);東晉陶淵明歸隱田園，以“籬菊”精神暢神怡情;宋代周敦頤自比于《愛蓮說》中“中通外直”的君子之“蓮”;清代張潮在《幽夢影》中曾總結過“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艷，牡丹令人豪，蕉與竹令人韻，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清代陳繼儒亦曾指出“昔人有花中十友:桂為仙友，蓮為凈友，梅為清友，菊為逸友，海棠名友，酚糜韻友，瑞香殊友，芝蘭芳友，臘梅奇友，桅子禪友”(《小窗幽記·集綺》)。這些植物的文化意象都是最初成形于士人，反過來又作為固定的情感符號或人格范式，塑造著后代的士人們。

　　2.2.2反塑造的理論基礎。

　　2.2.2.1植物能夠實現對士人的塑造是基于我國古代天人關系的一元論哲學。從老子的“道法自然”再到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這些思想無不在盡力強調人與自然的本質同一。“傳統哲學思想始終是傳統精神的靈魂，在這樣的精神浸潤下，一代又一代的古人，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往往把具有生命力的花木當作是與動物、人類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自然之物，它們都是天地孕育出來的，都與天地同呼吸，共命運”(s7。當人們承認植物具有與人相通的屬性時，植物文化也就相應地具有了人格塑造的可能。

　　2.2.2.2植物文化對士人進行塑造是一個先收后放的過程。植物最初作為自然之物的時候并不具備人格及社會屬J性，在接受了人們心智的塑造之后，植物開始脫離其自然物象，并同特定的文化意義建立起某種穩固的聯系。這一聯系經過社會的接受和認同進一步得到強化，漸漸轉變為固定的文化符號。當植物成為文化符號的時候，它對士人的塑造活動也就從此展開了，并且隨著時代的變遷，其承載的文化意義會更加豐富，影響會愈加深遠。

　　3 結語

　　從文化研究的視角看，我國古代植物文化演變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若分別任由“植物”和“文化”的定義延展，植物文化演變路徑則何止千萬條。面對如此豐富多元的話題，為了提煉出規律性認識和不使研究完全迷失于感性材料的追索中，筆者從植物文化的塑造群體人手，并選擇了“士”這一有代表性的階層為切人點，試圖探明我國古代植物文化演變的核心軌跡，同時亦對士與植物文化的關系做了初步的梳理。盡管這些探索可能是粗淺的、不成熟的，但筆者仍希望植物文化研究能夠引起學人們更多的關注，希望其研究不只停留于原初對單一植物文化的敘述中，而是能夠力求對我國古代植物文化體系及其演變規律做出整體、深層次地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