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物種滅絕率高了，但誰也不知道到底高多少，這正是因為缺少正確的計算方法。我們之前使用的物種滅絕率計算方法過高估計物種滅絕速率達160%。

　　物種滅絕究竟有多快？人類正在經歷第六次物種大滅絕的論斷是否正確？2011年5月19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自然》(Nature)雜志刊登的一篇題為《種—面積曲線總是過高估計由生境喪失導致的物種滅絕速率》的論文，徹底顛覆了科學界對物種滅絕速率的認識。根據論文第一作者中山大學生命科學院何芳良教授的研究，物種滅絕實際速率約為過去估算的40%，他原任職于加拿大阿爾伯塔(Alberta)大學，2010年7月以最高規格的“千人計劃”歸國。南方周末就此專訪了何芳良教授。

　　南方周末：您的研究證明物種滅絕實際速率只有過去估算的40%，即真實的滅絕速率大約是過去所說滅絕速率除以2.5，能否具體解釋一下。

　　何芳良：這是說我們之前使用的物種滅絕率計算方法過高估計物種滅絕速率達160%，這是具體針對“種—面積曲線”計算方法的研究。“種—面積曲線”的計算方法自上世紀初創立，在1970年代被廣泛應用，是科學界對物種滅絕率計算最重要，幾乎是惟一的科學方法，整個科學界都對這種計算方法堅信不疑。

　　南方周末：您此前說，“過高估計了滅絕率，學術界都很清楚這個事情”，為什么這么多年一直沒有更正？

　　何芳良：大家都知道物種滅絕率高了，但誰也不知道到底高多少，這正是因為缺少正確的計算方法。舉一個例子，廣東省用“種——面積曲線”的方法預測未來10年將會有100種生物滅絕，但十年過去，只有30個物種滅絕了，還有70個物種沒有觀察到(滅絕)，那么原本應該消失的70個物種到哪里去了呢？為解釋這個現象，科學界就創造出“滅絕債務”的概念，認為多出沒觀察到的那部分物種，雖然尚未滅絕，但注定要滅絕，已是“行尸走肉”。 提出“滅絕債務”理論主要是3位國際頂級科學家，多年也沒有人對此提出挑戰。實際上，這個概念和“種——面積曲線”的誤差沒有任何關系。

　　南方周末：這個顛覆性的觀點是否說明過去許多科學家所稱1/3到1/5的物種到2000年面臨滅絕，人類正在經歷第六次物種大滅絕的論斷也是錯的嗎？

　　何芳良：是的，之前的數字肯定不正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許多科學家就稱到2000年全球有多少多少物種面臨滅絕，2000年早就過去了，物種并沒有滅絕那么多，但也很難說誤差到底有多大，并不是說除以2.5的數字就是正確的，由于不同生態系統和生物類型以及不同種群的分布區都不同，都會對結果有影響，除以2.5是一個粗略的結果。

　　南方周末：您的研究結論是否意味著我們沒必要對物種保護現狀過度焦慮？

　　何芳良：完全不是這樣。恰好相反，保護依然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現在的工作并不是做得好，而是(做得)太差，保護力度遠遠不夠。生物滅絕的威脅日益加劇，生境流失依然是對生物生存的最大威脅。中國的環境問題已經超出人們的想象程度了。我曾在2009年為英國生態學會的《應用生態學報》寫過一篇論述中國環境問題的文章，　叫《財富的代價》，說中國積累了很多財富，但付出的代價太大。這種代價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能償還的。

　　南方周末：我國的生態環境數據情況如何？國際上又是怎樣的？

　　何芳良：我國的環境基礎數據非常缺乏，我們完全不知道每年生物流失多少，流失速率是多少，精度也很粗。就我所知，我們沒有在全國做這種調查。真正要了解生物環境流失的狀況，要清楚每個物種在全國的分布面積、分布在哪里，而我國的生境流失數據幾乎沒有，科研非常薄弱，而且很多研究項目缺乏長期性和系統性。在國外，這種工作是基礎性和長期性的，像歐美國家，這種基礎的統計調查都有很長的歷史和積累。這種長期性的研究項目不會因為更換負責的科學家或者機構而終止，始終是長期堅持。

　　南方周末：在物種保護的問題上，現在最迫切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何芳良：這要從不同層面來看。在國家層面，制定環境政策要非常慎重，環境保護必須納入發展的方程式，方程式的左邊和右邊必須相等，像綠色GDP的提法就非常好。此外，我們還應該發展公民科學，要充分讓老百姓認識到環境問題的重要性。要知道，光靠科學家們是遠遠不夠的，對于環境問題，每一個公民都是stakeholder(利益相關者)。第三，要實現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必須立法。只有立法，國家的(環境)政策才得以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