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自十五、十六世紀開始了解中國，大使和耶穌會修士們撰寫的關于中國的文章引起了歐洲人對中國工藝品的興趣；18世紀30 年代末期，狂熱的“中國風”席卷英倫，英國風景畫中首次出現了“中國元素”， 園林也不能免俗；到了18世紀中葉，即便在英國最普通的地方，也不難找到一兩種中國元素的裝飾，墻紙上有梅花、玉蘭、茶花、牡丹、菊花、繡球、竹子等等，但歐洲人認為這些美妙的植物不過是出自東方人的想象，純屬子虛烏有，因為那時還沒有一個西方人見過那樣的卷菊、茶花、繡球，或那么巨大的重瓣牡丹。

 

　　中國植物遠走西方

 

　　植物采集者的煩惱養奇花異草需要雄厚資本

 

　　簡·基爾帕特里克的《異域盛放：傾靡歐洲的中國植物》一開頭就客氣地說，如果沒有18-19世紀初中國植物的加入，英國的花園將會是一片寂寞蕭瑟。這本書再現了一個半世紀以來，英國為引進中國園林植物所作的一系列努力，講述英國人在中國的植物采集，這也使得1760年后，英國成為中國園林植物引進西方的主要渠道。這種獨家壟斷局面一直持續到1860年《天津條約》簽訂、中國被迫擴大開放程度。

 

　　千方百計想要從中國拿些什么帶回去的外國人之中，有一部分是植物采集者，這大概是最不讓人反感的攫取者了。動物或動物制品愛好者以及研究者的采集行為，為動物帶去災難的例子有許多，但植物愛好者把植物采絕的事好像沒有印象。

 

　　那些1687 年的英國植物愛好者們，就像我們所知道的喜歡小團體活動的英國人那樣，成立了“圣殿咖啡屋植物俱樂部”。他們是身兼植物學家的醫生、藥劑師或皇家園林主管，每周五晚上聚在一起，討論新植物品種的發現，也會在“植物采集日”走入鄉野。他們游說要去海外的人成為收集者，又與國外的志同道合者形成龐大的關系網，請他們盡可能地寄來生物標本。

 

　　植物采集者的煩惱

 

　　昆寧漢姆是一名隨船外科醫生，1698年乘坐“拿騷號”抵達廈門。他們一行人當然不是為了采集植物而來，而是為了諸如建立辦事處之類的事務，但昆寧漢姆主要干的事就是采集標本、購買花卉圖，以及雇用至少三位畫家畫當地植物，回倫敦后受到了植物學界朋友們的熱烈歡迎。第二年他再次揚帆前往中國，在舟山，他們的行動受到了當地政府嚴格的控制。后來他們與當地政府發生了激烈的沖突，可想而知昆寧漢姆的采集活動遇到的種種挫折。

 

　　植物學家們的興趣主要在于鑒別外國植物，并對它們進行分類，因此他們希望得到的是植物標本，但另一些愛好者們想要得到的是種子，當然活的植物更好。大部分種子和植物走的是海路，海上航行中遇到的氣溫和濕度的劇烈變化對它們的損害很大。

 

　　1751年，來到中國的瑞典植物學家彼得·奧斯貝克的經驗是：“長途旅行的植物，會被放在特制的木箱或"植物房子"里，或在板條固定的盆罐里，或直接種在木箱的泥土中，但往往它們在啟程前夕才被從地面移植到船上，長勢尚未穩定的情況下便開始長途跋涉，自然會導致許多植物在途中夭折。再者，根據英國暖房管理的標準做法，一般都要開窗或開門讓空氣進入，在航行中也是如此，這樣還可以使植物適應海洋環境。但“植物房子”的蓋子用鉸鏈接合，只能在天氣好或者澆水的時候將其打開，接著馬上重新接合，因為這樣打開“房子”，又一下子使植物完全暴露在在海水的“鹽霧”、熱帶的酷熱潮濕或歐洲水域的寒冷潮濕中。而且水手每天用海水沖洗甲板，海水再滲透到木箱中的土壤層，極不利于植物存活。”另外，老鼠和蛆蟲的啃噬，還有腐爛或發霉，都是令人頭疼的問題。

 

　　養奇花異草需要雄厚資本

 

　　大多數異國植物愛好者們都是有錢人，他們有大花園、暖房，能夠承擔收集異國植物所需要的巨大成本。而書中有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植物愛好者叫托馬斯·埃文斯，他不是富有的地主或商人，只是東印度公司財務部的一名普通員工。那時候雇請一個收集者，年薪高達100-200英鎊，而埃文斯自己的年收入是500英鎊。他圈地又租花園，并且雇了兩名園藝師（每年80英鎊工資），還要給為他帶回植物的船長們以及其他船舶官員“賞金”，向專業苗圃購買花草，專門的建筑、暖氣裝置、暖房也是一筆巨大的開銷。獵取異國花草的奢侈愛好，終于使他入不敷出，陷入借債的窘迫境地。在他死后，人們還發現近十年，他每年從公司賬戶中結轉近3500 盎司黃金。從中可見，當年收集中國植物需要非常雄厚的資本，而滿是奇花異草的花園，又是具有多么大的誘惑力。

 

　　歸在同一個系列名下，還有這么幾本書：《面具：人類的自我偽裝與救贖》、《小玩意：微縮世界中的未知之力》、《危險花園：顛倒眾生的植物》，它們的作者都是大英博物館的研究員。這一點從書中引用資料以及行文感覺中有所體現：他們就自己所研究和喜愛的領域，向普羅大眾作一個有趣味而稍嫌泛泛的介紹。顧湘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