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出生在烏魯木齊，兩歲后去了北京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四年后再回到烏魯木齊。這四年里，王澍每年在北京與烏魯木齊之間往返。奔馳的列車在沙漠、荒原、山嶺、田野中前行，晝夜輪替，四季轉換。很難想象，孩童時的王澍在車窗內向外張望時，世界給他的印象，但那印象一定是神奇、深刻的，印染了他日后對藝術的理解和態度。

　　“那段在火車上度過的歲月，讓我覺得生活都是片段化的。”王澍說，在火車上，他看到整個世界大空間尺度的變化，讓他確信，世界是一直變的，生命是一直變的。

　　在王澍的作品中，不難找到時空行轉的概念。蘇州圖書館以及陳默畫廊，入口處都有一個鋼鐵的走道或鋼鐵的空間；包括像頂層畫廊里面順著窗戶，有分列的金屬空間，一如停靠于某個時空站點的火車車廂。

　　“小時候，我站在火車車窗里，看世界，這是很獨特、很有趣的觀察世界的方式，我說是觀察世界的留言，世界留給我們的是一種變化，觀察世界的留言，就像是一個老人坐在一個門檻上，典型的中國畫面，陽光下、陰影里靜靜地回望世界在自己面前的那種變化。作為一個藝術家也好、作家也好、建筑師也好，在火車上的那段生活是體會人生一個絕好的機會。”王澍說。

　　長長的鐵路線，車窗外并不都是有趣的變化的景致。無際的戈壁上，是孤寂、單調，那時候，陪伴行旅者的，是無聊，當然，還可以是無際的想象。在旅途中，王澍喜歡畫，還喜歡寫，隨意地畫、寫。那是他藝術的自然啟蒙。

　　“當時的烏魯木齊既有大片的戈壁，也有大片農田，既不像城市，也不像農村。這種地平線的感覺在我的建筑里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些都是和我童年有關的。”王澍說。

　　那時候，世界與電子、網絡的文化生活還很久遠。讀書是精神吸收幾乎唯一的方式。王澍很幸運，母親被臨時調到自治區圖書館做管理員，他可以進入書庫看所有被查封的書。從七歲到十歲的那段年月，王澍的很多時候是扎在書堆里的，所看的書種類繁多，包括大量翻譯的外國文學和中國的古書。“外國文學，讓我從小對外部文化持開放的態度，而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大的支撐部分是中國的山水和建筑，這對我的藝術思想，應該無形中起到了基礎構建的作用。”

　　生活需要建筑，建筑為了生活。王澍力圖踐行這一理念，為此有一種追求極致的狀態，而這狀態，是他藝術特色的精髓。

　　不僅生活，還留住生活。寧波博物館所在地，曾經有一些小村子，在城市化的突飛猛進中迅速消失。取代它們的是效仿西方被稱為“小曼哈頓”的商業區建設。在設計和建造寧波博物館時，王澍刻意地使用了大量這些老村落被拆毀后留存下來的舊材料，將其在新建筑上呈現出來，這就成為后來頗負盛名的“瓦片墻”。對許多人來說，寧波博物館不只是現代的博物館，還是一座回憶之城，一個生活的記憶。有時他會重回這里，看著那些曾在這里居住過的人們，扶老攜幼地前來，指著博物館說：那里跟我家原來的墻是一樣的。

　　有力度的生命

　　在王澍摘得建筑界“諾貝爾獎”之前，在建筑藝術界之外，他完全默默無聞。一些媒體稱之為“王澍現象”，這絕非偶然。王澍的藝術，顯影在這樣一番景象之上：一個建筑方式沿襲千年的東方古國，正以其轟鳴的機械聲和林立的塔吊機，成為地球上最富有生機、活力的建筑場。

　　普利茲克先生表示：“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步，評委會決定將該獎項授予一名中國建筑師，這標志著中國在建筑理想發展方面將要發揮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認可。”

　　英國《金融時報》文章說：這就好像中國第一次獲得奧運會主辦權，自己和外界都喜歡把它作為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象征，普利茲克建筑獎授予中國建筑師，似乎也是現代主義設計主流界對中國本地實踐的認可。或者，也可以將之看作是歐洲、美國發起的所謂國際性藝術、設計獎項和展覽按比例分配機會的最新例證：現在中國已經是如此龐大的一個市場和實驗新建筑的基地，任何建筑師、評論家以及建筑商對此都不會視而不見。

　　建筑的繁榮是建筑設計師的幸運，王澍們是幸運的，這樣一個時代，給了他們施展才華的機會和空間。不久前，建筑與城鄉規劃學家吳良鏞榮獲2011年度中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價值，在這樣一個時空中得到顯現。

　　在更廣的層面上，王澍的獲獎對他個人而言是對他卓越的建筑思考和實踐的印證與回饋，而對中國建筑師群體而言，表明他們已經可以并正在同歐美設計界進行更平等、從容的學術交流和競爭。

　　就王澍而言，普利茲克獎只是一個路樁。生活一如往昔，依然故我。他不鼓勵拆遷，不愿意在老房子上“修舊如新”，不喜歡地標性建筑，幾乎不做商業項目。在他看來，普利茲克獎是認可他在足夠長的時間內堅持自己的理想，不動搖，不妥協，保持高質量的設計。

　　“學者就是要領先社會做一些研究，想一些事情，如果我們不能夠提前看到這些東西，發出自己的聲音，或者做一些樣板示范，我覺得我們就沒有盡到我們的責任。而且光說空話是沒有用的，一定要做實實在在的事情。”王澍說。

　　一些地產界人士用兩個字形容王澍：沖、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