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現在已經完全"淪為領導意志的附庸"，不僅沒有進步，反而日益令人擔心。"過去城市規劃很純粹，領導與專家結合得很好，但現在'行政干預越來越多'……"

　　這種發展趨勢的結果，便是我們所熟知的各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病"。我在這里特別要強調所謂"中國特色"，是因為"城市病"是世界上所有城市的通病，作為后發經濟體的中國并未幸免，不僅如此，中國的城市化還患上了西方發達國家并未明顯表現出來的特殊病癥。

　　中國絕大多數大城市的擴張幾乎就是完全建立在對傳統的破壞之上的，30多年來，我們已經令人痛心地拆掉了太多無價的古跡，義無反顧地拋棄了許多溫暖的記憶。

　　而我們所收獲的只是一條條寬闊卻缺乏人性的馬路、高聳卻不倫不類的建筑，并且千城一面，體現不出任何地方文化特點。

　　一位出生在廣州老城的學者因此把這種城市擴張中不顧人性的豪華膨脹稱為"城市剃刀"。

　　不僅如此，由于加入了具有顯著"權貴"色彩的扭曲市場化元素，城市被進一步"碎片化"。在幾乎所有大城市的所謂"黃金地段"，我們都能看見被鐵柵欄包圍得嚴嚴實實、到處安裝了攝像頭、配備了警覺保安的"孤島"或"碉堡"式高級小區。

　　它們一方面將城市的公共資源盡可能地"俱樂部化"占有，另一方面又與城市的其他部分相互敵視。

　　從根本上看，這種因嚴重的不安全感而導致的碎片化趨勢，體現的當代中國社會的整體性危機。因為城市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它營造了一個對一切陌生人開放的自由的公共空間。

　　在筆者看來，相對于這次"7-21"暴雨首當其沖地表現出來的排水、交通等基礎設施方面的薄弱，城市規劃建設與城市精神價值的背道而馳是中國城市面臨的更加本質的致命缺陷。

　　它所帶來的問題是：我們的城市究竟因誰而生？有評論敏銳地指出，對城市發展有著決定性話語權的人還沒有想清楚城市到底是誰的城市，也不知道我們要建設一座什么樣的城市。

　　道理說起來其實并不復雜：人，也就是城市中的市民，是城市的核心。對城市規劃最關心、與它具有最直接的利益關系的，是這個城市的老百姓。

　　城市精神的發育與城市的管理是相輔相成的。未來中國將進入一個城市化高速發展期，我相信這個時期很有可能會持續幾十年，正如前文已經提及的，城市化也將是中國下一輪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內在動力。

　　因此，對于領導者和決策者來說，城市的規劃管理將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課題。但是，當前國內許多地方的實踐已經表明，我們至少在一些重要觀念上依然存在著重大的偏差和不足。

　　著名學者簡o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在上世紀60年代出版了蜚聲世界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這部經典作品總結了20世紀上半葉美國大城市發展中的得失，細致地探討了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興衰的奧秘，對未來中國的城市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雅各布斯女士的核心觀點是，城市各種各樣的多樣性是城市賴以生存發展和保持持久活力的生命線。這些多樣性來源于城市眾多而密集的人口，以及不同人群之間興趣、品位、需求、感覺和偏好的差異，而且它們是互為聯系并互相支持的，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

　　從某種程度上說，大城市的多樣化是自然天成的，"大城市是天然的多樣化的發動機，是各種各樣新思想和新企業的孵化器。"

　　簡單地說，衡量一個城市或它的某一街區是否成功的標志并不是它的寬敞嶄新的馬路、摩登氣派的高樓、開闊氣派的廣場和幽靜整潔的綠地，而是它的"人氣"。只有人氣充盈活躍，前面的一切才是有意義的。

　　對雅各布斯來說，城市管理者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順應和促進這種多樣性。換句話說，評估任何一項城市政策的首要立足點，就是要看它是有助于促進還是損害這個城市--通常是城市的某一街區--既有的人氣。

　　雅各布斯的理論革命性地顛覆了西方19世紀后期發展起來的主流城市理論，后者大多強調城市的秩序和規劃，主張人為創造。

　　對于今天的中國城市管理者來說，簡o雅各布斯告訴我們一個深刻的道理：管理者不要憑著自己的主觀愿望--盡管這種愿望可能是美好的--去強求城市的整齊劃一，也不要去人為地規劃城市的"功能區"，更不要貪大嫌小。

　　因為對城市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秩序，而是多樣性和活力，某種程度的"亂"和大量小企業的存在恰恰促進了城市的多樣性。

　　城市既不是一臺機器，也不是一幅油畫，以工程師對待機械的態度或是以藝術家對待藝術作品的態度去規劃和管理城市，都將給城市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城市更像一個有著自然生命的有機體，遵循著它自身新陳代謝的節奏。這并不意味著城市的管理者應當無所作為，只是這種作為應該自覺融入城市自然的新陳代謝節奏中去。

　　站在更廣的視野中來看，決定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前途的是這個國家和這個城市的抱負，但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明智的領導者卻必須時時克制自己將個人抱負赴諸實施的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