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樹進城的弊端，而今已經越來越為大家所認識，到了“狠踩剎車”的時候了。但這“剎車”怎么個“踩”法？如果不在科學決策的具體落實上下功夫，如果對政府行政行為的監督和問責機制不能進一步完善，那么大樹進城這列“瘋狂的列車”，想“剎住”也難

　　對于近來媒體上有關“大樹進城”的議論，我是既在意料之中，也很有點意外。說意料之中，是因為1990年代后期就有專業人士質疑大樹進城的生態合理性，筆者也曾附議；說意外，則是因為我們這些書生只想到此事有損自然生態，絕沒有想到大樹進城同樣被貪腐利益鏈捆綁上了，一幫大小蟊賊利用它大發橫財，已經發酵成了一個社會生態乃至政治生態問題。

　　生態效果利不抵弊

　　從其他地方移來大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美化城市環境，但對于被拔走大樹的地方，生態系統會受到傷害。大規格樹木是森林群落或農村生態系統中的主體，有著重要的生態功能，將它們連根挖起移走，必然對周圍環境造成連鎖的負面影響，比如導致水土流失甚至引發泥石流等自然災害，這方面的教訓頗多。

　　與此同時，即使是近距離移栽且技術到位，被挪動的大樹的成活率也只能達到60%左右。目前一些城市搞大樹進城，大樹死亡率往往高達80%-90%。移栽大樹為保成活，需要大抹頭、強修剪，結果原先的枝繁葉茂不復存在，綠化效果和生態效應大打折扣。大樹移栽后長勢大大削弱，而恢復元氣需幾年甚至十幾二十年；如恢復得不好，可能就幾乎不再生長，變成“小老頭樹”，或一直處于“命懸一線”狀態，尤其是萌蘗能力較差的樹種如銀杏、小葉樸等。

　　自然生長在鄉間的樹木，是當地完整生態系統的一部分，由于復雜的生物多樣性和大量天敵的存在，故雖有病蟲害發生，但一般不易暴發成災。而生硬地將大樹單獨移入城市，病原微生物和有害昆蟲隨之帶入，如果城市生態系統中的制約因素缺失或不力，就會導致病蟲害暴發，園林綠化部門為此不得不增加打農藥的數量和頻度，這就加劇了城市的環境污染問題。

　　搞大樹進城，一些地方政府的初衷當然不能說不好。但決策和執行往往草率，缺乏認真的科學論證包括生態環境評估，有的根本不論證，有的論證了，但只是走走程序，或“先上車、后買票”。而且鮮有對決策者自身的約束，不見有事后的責任追究制度。大樹移栽后可能是“假活”，驗證是否成活需要l-3年，不少城市搞來的大樹只活了很短時間，卻沒有人問責，也沒有人被問責。

　　野生植物受法律保護

　　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大樹，其身份是野生植物，而野生植物的采集涉及法律法規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植物保護條例》規定，國家保護野生植物及其生長環境，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非法采集野生植物或者破壞其生長環境。受國家保護的野生植物分為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包括國家一級、二級）和地方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中也有一些相關規定。對照國家名錄，我們發現大樹進城中的相當一部分樹種如銀杏、紅豆杉、蘇鐵、水杉、香樟、楠木、櫸樹、圓葉玉蘭等，都屬于國家一級和二級保護植物。

　　照理說，大樹進城繞不開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按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采集和出售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樹木，需經省級以上林業部門批準，并頒發《野生植物經營許可證》、《野生植物采集證》；如果跨省運輸，還需辦理《野生植物準運證》、《森林植物檢疫證》。特別是，國家保護一級野生樹木以及天然林保護地的野生樹木，除特殊用途外不允許采集和出售，國家保護二級野生樹木也要加強保護，采集和出售都不能違背相關法規。但是，這些正式的制度并未能阻止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大樹（一級、二級）進入城市。如果其中不存在腐敗和人情因素，那恐怕就只有一個原因：部門利益。

　　大樹經營者獲利最多

　　大樹進城連接著城市用樹單位和鄉村大樹所有者兩個端點，然而關鍵節點并不在這兩端，而在中間環節及其參與者。大樹進城大多并不是用樹單位與大樹所有者之間的直接交易，中間環節大致包括大樹經營者、林業行政主管部門、城市園林設計單位。

　　大樹經營者扮演著重要角色。城鄉分割不僅造成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而且造成了信息隔離，大樹經營者在買樹和賣樹交易中因此就掌握了主動權，成為最大的獲利者——城市拿來買樹的錢，很大一部分落入了他們的腰包，大樹所有者只能得點零頭。

　　大樹進城的弊端，而今已經越來越為大家所認識，到了“狠踩剎車”的時候了。但這“剎車”怎么個“踩”法？有人說要修改完善有關法律，我看沒有說對。且不說有關法律法規早已擺在那里，國家林業局2003年《關于規范樹木采挖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和2009年《關于禁止大樹古樹移植進城的通知》，要求不能說不明確，然而大樹仍然在往城里搬。因此，如果不在科學決策的具體落實上下功夫，如果對政府行政行為的監督和問責機制不能進一步完善，那么大樹進城這列“瘋狂的列車”，想“剎住”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