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還應提高地價

　　昨日有專家列舉我國的土地利用數據顯示，我國人均工礦用地從2000年130平米增加到140平米;從2006年到2010年，每新增一平方公里城鎮化所吸納的新增人口從8000人下降為4800人。由此可見我國土地利用效率的低下。

　　同濟大學副校長伍江指出，應重視土地效益的問題。“香港和新加坡土地很小，可以把土地做得很精致很節約，中國土地大就大手大腳”。伍江還認為，土地的粗放利用跟價格有關，應該把土地價格提高。“我認為土地太便宜，有人說，廣州、深圳都賣那么貴，你還說便宜，但城市新開發城區土地中，通過土地市場機制賣出去的并不多，這樣算來，土地貴就無從談起。”

　　專家提倡城市進行小規模零星開發

　　李鐵說，他以前來到廣州，雖然也擁擠，但是城市的小路是暢通的，這些小路是城市細小的血脈。現在為什么擁堵呢?是因為城市細小的血脈被大地產商分割了。我們現在的開發模式，大片大片分割，而臺灣的房地產商也就是建一幢樓兩幢樓。房地產的這種過度開發模式還阻礙了服務業的發展，他舉例說，租房子開店就比住在自己的房子開店成本要高很多。李鐵認為，解決之道在于創新。我們的房地產價格上漲就是因為沒有投資機會，在工業上的利潤遠不如房地產。

　　伍江提倡城市進行小規模零星開發，這樣有可能在開發過程中修正規劃。“大部分人都會犯錯誤，當這個問題小一點的時候，每個人都有機會幫我們找這個問題，幫我們糾正這個問題。100平方公里的開發區，老百姓哪里有能力辨別是對還是錯”。伍江認為，這樣一方面讓土地更加高效地利用，減少權力者的權力，同時少犯錯誤。

　　高端發聲

　　林毅夫：廣州可考慮以首爾為參照

　　林毅夫在主題演講中分享了他的新結構經濟學。他認為，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是城市必須有競爭力，而競爭力的關鍵又在于比較優勢和潛在比較優勢。一個國家和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可以選擇一個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倍或者兩倍的經濟體作為參照。他在會后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表示，就廣州而言，從收入水平差距考慮，可以選擇韓國首爾作為參照。

　　為什么要選擇一個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倍或兩倍的城市作為參照?林毅夫解釋，一個過去二十年、三十年發展比較好，且目前收入比你高的經濟體，它的產業基本是符合比較優勢原則的。因為你的收入比它低，生產成本比它低，發展同樣產業的時候就會形成比較優勢。既可以扶持本地民營企業發展這種產業，也可以通過招商引資的方式從其他經濟體引入這種產業。就算這種產業在發達地區已經面臨很大的競爭壓力，到了生產成本更低的地區可能又會煥發新的活力。不過林毅夫強調，無論采用何種方式發展這些產業，政府都需要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說改善經營環境和基礎設施，給企業足夠的金融支持。

　　演講中，他將美國底特律作為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失敗案例進行了說明：底特律是美國汽車制造業的一個中心城市，汽車制造業在美國是20世紀初期才開始的一個產業，這個產業出現后，美國主要的幾個大汽車品牌總部都在底特律，隨著產業的發展，底特律的人口也不斷增加。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德國、韓國等國的汽車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越來越強，底特律的汽車產業競爭力相對下降，再加上城市產業沒有轉型升級，導致競爭力下降，就業機會減少，城市人口也不斷減少。因此，要保持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首先要保證競爭力。

　　彭森：可持續發展要提高服務業比重

　　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副主任彭森在主題發言中明確指出，過去依賴出口、依賴投資的增長模式已經走近盡頭，雖然經濟增速很快，但是代價是高投資、高耗能、高污染。中國的G D P占全球總量10%以上，但是我們消耗的鋼鐵等材料接近全球的50%，消耗的水泥也在50%以上。從城市發展來看，中國的城鎮空間分布以及環境的承載能力出現了不匹配，城市規模不合理，中小城市產業、人口、功能不足，小城鎮數量多、規模小、功能弱，大城市又存在“城市病”，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重城市建設，輕服務管理。他認為，要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需要大力發展服務業，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2 .6%，東部城市甚至達到61%，但服務業比重還不夠大。一般來說，城鎮化率達到60%以上，服務業就業人口就會超出工業人口的一倍以上，城鎮化率如果達到70%以上，服務業就業人口將超出工業就業人口的兩倍、三倍，因此提高服務業的比重與水平應該成為本國的戰略選擇。

　　他強調，堅持改革機制、體制是可持續發展的保障。現在很多城市新城區的規劃導致城市規模越來越大，基礎設施成本越來越高，有一些地方出現了一些空城、鬼城的情況，這些問題的形成有另一方面的問題，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目前體制和制度造成的。要通過制度變革以及中國小城鎮變革來實現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