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走出自然并與自然相對，是生態問題發生的歷史前提

　　隨著歷史的發展，生態逐漸成為人們不能不加以正視的問題。從實質的層面看，生態之所以成為問題，與人自身的存在相關聯。如所周知，人既源于自然并內在于自然，又走出自然并與自然相對，中國哲學中的天人之辯，就涉及以上關系。洪荒之世、本然世界，并沒有生態的問題。只有當人從自然中分化出來（天人相分）、成為與自然相對的另一種存在（所謂自然的“他者”）時，生態的問題才會發生。在人類出現以前，自然誠然也經歷了各種變化，如地震、洪水、海嘯、火山、干旱，等等。不過，這些自然的演化在人類誕生之前，并不構成生態問題。然而，在人作為“他者”從自然中分化出來后，不僅人自身的活動結果逐漸造成了各種生態問題，而且本來沒有生態意義的自然演化也逐漸獲得了生態的意義。如前述的地震、火山、洪水、干旱等變遷，便隨著人類的出現和發展而逐漸地由單純的自然現象，變為生態演化的重要方面，其所以如此，主要在于這些變化直接影響著人自身的生存。從以上方面看，生態的問題確乎與人的存在難以分離：可以說，生態問題首先是人的問題。

　　生態問題之源于人的存在，與人自身的存在特點相關聯。如所周知，在現實的世界中，只有人才真正具有價值創造的意識和價值創造的能力，也只有人，能夠通過自己的創造性活動而在自然之上打上各種印記。事實上，人生活于其間的現實世界，已不同于本然的存在，而是形成于人自身的創造活動，儒家所說的“贊天地之化育”、“制天命而用之”，便已肯定人參與了現實世界的生成過程。

　　人的價值創造過程同時也是意義生成的過程，意義本身則有多方面的內涵：它可以展現為正面或積極的趨向，也可以包含負面或消極的性質。從天人關系的角度看，正面或積極的意義體現于和諧的天人關系，負面或消極的意義則表現為天人之間關系的片面化。事實上，生態的問題歸根到底導源于天人關系的片面化，后者呈現為人與自然之間由平衡走向失衡。

　　天人關系失衡的重要原因，在于人們在追求自身價值目的以及進行價值創造的過程中，忽視了自然本身的法則。價值創造的過程固然關乎人的價值目的，但同時又必須本于現實存在以及內在于其中的法則。如果價值目的的追求和價值形態的創造無視甚至蔑視自然的法則，則天人之間便會形成各種張力并趨向于分離，由此進而導致各種生態問題。人的價值創造過程與生態問題的發生之間的以上關系，同時從一個方面表現了生態的問題與人的存在及其活動之間的相關性。

　　要而言之，生態問題的發生以人走出自然并與自然相對為其歷史前提。如果用中國哲學的概念來表示，則這一前提便以天人相分為其內容。從天人相分或天人關系的角度來理解生態問題，具體涉及兩重視域：以人觀之與以物觀之。生態問題的解決、生態關系的合理建構，離不開對以上兩重視域的具體理解。

　　“以人觀之”的天人之辯

　　生態之域的視域首先表現為“以人觀之”。寬泛而言，“以人觀之”也就是從人自身的視域出發來理解和評判世界，這種“觀”包含多方面的意義：它不僅涉及狹義上的理性認知，而且關乎價值的關切。理性的認知具體表現為在事實層面上對自然本身、自然與世界關系的把握，價值的關切則以天人之間的價值意義為指向。中國哲學很早已意識到以上方面。孟子曾指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里涉及“親”、“民”、“物”三種不同的對象，對待這些對象又有“親”（以親情相處）、“仁”（以仁愛之心相待）、“愛”（以珍惜、愛護之心相待）三種價值立場、價值態度，后者也屬廣義上的“觀”——對事物在價值層面的考察與把握。不僅對“親”（家庭倫理領域中的成員）、“民”（一般社會成員）要給予價值的關切，而且對廣義上的“物”也應當有一種珍惜、愛護（“愛”）之情，這種情感在實質的層面滲入了價值的內涵。宋明時期，理學家們進一步提出“民胞物與”、“仁者與萬物一體”等觀念。“民胞物與”、“萬物一體”意味著將世界之中一切對象都理解為與人相關的對象，并賦予它們以相應的價值意義，這一看法的內在的要求是對人之外的其他對象給予應有的價值關切，其中也體現了以人觀之的價值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