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不僅在實質層面涉及對自然等對象的價值關切，而且也提出了如何展開這種價值關切的總體觀念或總體原則。后者可以用《中庸》中的一個重要命題來概括，即“萬物并育而不相害”。從對待自然對象的角度看，“萬物并育而不相害”意味著自然中的每一個體、每一對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它們可以共同存在，彼此之間并不相互排斥。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看，這里所確認的是，自然作為與人共存的對象，同樣有其存在的意義。以上主要從天人關系的角度，體現了“萬物并育而不相害”在理解和對待自然方面的價值取向。

　　引申而言，“萬物并育而不相害”不僅表現為理解自然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原理，而且構成了把握人與人關系的出發點。從本原的層面看，人類社會中不同的個體、階層、集團、民族、國家在社會領域中都有各自的生存空間，彼此之間應共同存在而非相互排斥。與之相聯系，這些個體、階層、集團、民族、國家在享有、運用自然資源上應該具有平等的權利：按照“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則，不同的個體、階層、集團、民族、國家所擁有的以上權利，都應當得到承認和尊重，而不能僅僅強化人類部分成員的權利，否定、排除其他成員的同等權利。但是，在人類歷史的實際發展過程中，以上原則并沒有真正得到體現，相反，我們所看到的，往往是某些階層、某些集團、某些民族、某些國家在利用、消耗自然資源方面遠遠超過甚至壓倒其他的階層、集團、民族和國家。這里無疑包含了人類社會中的不平衡，這樣的不平衡如果不加抑制，同樣將導致生態的問題：當社會領域的某些成員、集團、民族、國家過度地消耗自然資源時，天人之間的不平衡往往會進一步加劇，正如前一代人對自然的過度占有，將導致后來世代的生態危機一樣。以上事實表明，今天的生態問題，與社會上不平等地運用自然資源有著難以否認的聯系。

　　可以看到，在天人關系之后，包含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從一個方面體現了前面所提及的看法，即生態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人的問題。與之相應，解決生態問題也需要從人的角度加以考察與理解。如前所述，以人觀之的“觀”既涉及以理性的方式理解世界，也包括從價值的視域看待世界。從邏輯上說，如果單純地基于工具層面的理性去理解天人關系以及人與人的關系，往往會引向過強的功利意識，并進而導致人與人的關系以及天人關系的失衡，“以人觀之”所涉及的以上價值關切對于抑制這種偏向，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當然，如后面將進一步討論的，僅僅停留在以人觀之的視域或過度地強化這一視域，常常容易導向狹隘的人類中心觀念。狹隘的人類中心論主要表現為以人類局部的、當下的利益作為考察和處理天人關系的唯一出發點，由此進而趨向于對自然的片面占有、獲取。以上價值取向的邏輯結果，則是導致各種形式的生態失衡。

　　“以物觀之”的天人之辯

　　在生態之域，與“以人觀之”相關的是“以物觀之”。以后者為視域，便不僅僅要從人自身的價值目的去理解和看待世界，而且應基于自然本身的規定和法則去考察自然，便由此把握協調天人關系的現實條件。人首先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需要食物、水、陽光，等等，在此意義上，人也從屬于廣義的生態之鏈。作為自然的成員，人不能不服從自然的運行法則，人本身的活動、發展過程也應當和自然本身的循環系統相一致。從歷史的發展來看，當早期人類還以采集、狩獵等為生存方式時，人與自然之間便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初意義上的循環關系。所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便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人與廣義自然循環之間的彼此相關：人之“作”與“息”的往復，與作為自然對象的“日出”與“日落”之周而復始的運行，呈現內在的一致性。到了農耕、游牧文明的時代，人與自然生態平衡之間的關系問題開始變得多樣化、復雜化。在工業化之后，人逐漸逸出了廣義上的自然循環系統，并由片面地干預、征服自然而導致了各種生態問題。自然系統是人賴以生存的基本前提，自然的破壞以及由此引發的生態問題，最終威脅到人自身的生存，從這一意義上說，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自身。在同樣的意義上，對人自身存在的維護，應當延伸到對自然本身的保護。從“以人觀之”的角度看，人往往被視為目的，而從維護人自身的存在延伸到維護自然，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相應地視為人是目的的延伸。

　　從哲學史上看，道家對以上關系已有了比較自覺的意識。道家把自然作為第一原則，提出“道法自然”，要求尊重自然自身的法則。當然，“法自然”并非毫無作為，事實上，道家也肯定人的活動。不過，對道家而言，人的活動的前提是合乎法則。這里包含二個方面，即合目的性與合法則性，道家強調活動的合目的性不能悖離合法則性。與之相關，道家提出“為無為”，“無為”構成了“為”的獨特方式，這種“為”的特點在于以合乎自然法則為活動的基本前提。不難看到，道家對天人關系中“以物觀之”這一方面，給予了相當自覺的關注。

　　然而，道家作為哲學學派，同時存在將自然理想化的趨向。在道家看來，本然或原初的自然就是最理想的存在形態，人應當致力的，是保持、維護甚至回歸這樣一種存在形態。由此，道家甚至趨向于等觀天人，即把天與人視為具有同等價值意義的存在：道家提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這種觀念便意味著將自然與人完全同等看待。其內在指向，在于消解人與自然之間的差異，由此，人作為具有價值創造意識和價值創造能力的存在這一內在規定，也往往難以得到確認。事實上，一旦人作為價值主體這一存在規定被消解，則生態問題本身也將被消解：它意味著重新回歸到天人未分的洪荒之世，此時固然也有各種自然變化，如前面提到的火山、地震、洪水，等等，但這種變化并不構成生態問題。

　　這里，也許可以對狹隘的人類中心論和“以人觀之”做一區分。如前所述，狹隘的人類中心論主要導源于對“以人觀之”的過度強化，廣義上的“以人觀之”則表現為聯系人的價值目的以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前一偏向應當避免，但后一視域則無法完全擺脫：以生態問題而言，我們之所以努力建立理想、協調的生態系統，歸根到底仍是為人的生存創造一個更為完美、更為合理的存在背景。正如生態問題的發生與人相聯系一樣，生態問題的解決也無法與人自身的存在相分。如果完全拒斥“以人觀之”，便往往容易導向“自然中心”論。道家等觀天人的立場，固然包含多方面的意蘊，但如果對此不適當地加以強化，似乎也可能將人的視域還原為自然的視域，并由此進而引向“自然中心”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