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當新教傳教士試圖進入中國時，清政府官員千方百計不讓他們進入城內，城墻是他們面前的一道難關。而到了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后，此前一直被限制在沿海口岸城市活動的傳教士，其活動范圍深入內地各個地區，成為記錄中國實況的生力軍，原本需要頗費工夫才能逾越的城墻，不再是他們路途中的阻礙，而成為一道道矗立在中國土地上的風景。

　　英國傳教士理一視（JonathanLees）于1868年踏上了從天津到濟南的旅途，并將沿途見聞發表在當時在華最有影響的基督教英文刊物《教務雜志》上。當他抵達濟南城，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城墻：

　　“我們五月十五號到達了濟南府，并在那里呆了一整天。這座城市離黃河河岸大概有五英里……在空中彌漫開來的由人聲和其他聲音混合成的嗡嗡聲，是提醒著我們正在接近一座大城市的唯一標識。這座城由三層防御體系環繞：第一層是延展開來的泥土墻，現時已經失修了；第二層是一道新近修好的花崗巖的堅固外墻，稍稍低矮一些，將郊區圍起來；第三道同樣是花崗巖，但是遠為高聳堅固，其正式的稱呼為‘護城墻’。最后的這道墻長一又三分之二英里，一英里寬，就連其下的溝渠也被緩緩流淌的河水充填起來。河中充足的水量使城內居民得以養成衛生的習慣——的確，我在這座城市中見到的骯臟之物遠遠少于任何我見過的其他中國城市。”

　　傳教士對城墻的興趣顯然不限于眼前所見，還對城墻背后的歷史進行了一定的探索。陶飛亞介紹道，1869年11月的《教務雜志》中，刊登了D.D.Green對杭州城及其城墻歷史沿革的介紹：

　　“杭州這座城市的第一道墻是隋煬帝時期建立的，大概在公元900年左右；其周長大概有36英里，但今天已經不可能確定古城的確切位置了。我所檢視的關于其建城的兩條線索都沒能指出其究竟所在何處。城墻的形制在接下來的294年里沒有任何變化；直至唐朝最后一個皇帝——唐昭宗時期，城墻被徹底翻修，并明顯擴建。重建杭州城墻時，大約二十萬人被征召服勞役，重建后的形制和規模令人嘆為觀止。”

　　如今，傳教士筆觸中的城墻很多已在歷史變遷中被毀壞或者破損了，他們拍攝的圖片成為了以物化形式保存城墻形象的重要史料，這些圖片大多保存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以及其他一些與在華傳教有關的北美和歐洲大學圖書館中。【見圖4、5】

　　廣角鏡：民國時期傳教士的照片

　　進入民國時期，傳教士們在中國大地的足跡比起晚清時期更為深遠。1936年，內地會的美國傳教士畢敬士（ClaudeL.Pickens）與其他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西北和華北、華中地區的穆斯林聚集區進行了一次歷時長久的考察及傳教，在旅途中，他拍攝了大量的照片，使得后人得以一睹西域城墻的古貌。【見圖6】

　　1912年，法國攝影家坎恩（AlbertKahn）一行用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攝影器材，在中國拍攝了近百幅彩色照片，這是關于中國有據可查的最早的彩色照片，其中存留了中國婦女、兒童與攤販等各色人群在城墻邊的歷史形象。

　　瑞典學者喜仁龍(OsvaldSiren)在1920、1921年兩次訪問中國，對北京的城墻、城門進行了全面細致的考察、測繪和研究，1924年在倫敦出版了《北京的城墻和城門》(TheWallsandGatesofPeking)，共收錄他拍攝的照片109幅，測繪圖紙50幅，以及大量工程勘察記錄，同時引用了《順天府志》等北京歷史文獻的內容。喜仁龍開宗明義地指出：“之所以撰寫這本書，是鑒于北京城門的美。”因為他目睹北京古城正一步步遭受破壞，特別希望“能夠引起人們對北京城墻和城門這些歷史古跡的興趣，能夠多少反映出它們的美”。【見圖7】

　　“盡管由于專業素質所限，有的測繪圖不夠規范，但此書仍然是迄今記錄老北京城墻城門的最翔實可靠的文獻，是一本至今無人超越的蓋棺之作。”陶飛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