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并未增加幸福感

　　汽車阻斷了人們之間的交往，而自行車這一古老的交通工具卻可以給城市人帶來幸福

　　城市規劃的作用真的大到能帶來或破壞幸福的程度嗎？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因為幸福城市的理念已在全世界牢牢確立。“20世紀最有活力的經濟體制產出了最悲慘的城市。”潘納羅薩強調， “我說的是美國的亞特蘭大、鳳凰城、邁阿密等徹底被汽車所主宰的城市。”

　　如果單從財富上去判斷，過去的半個世紀里，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和日本等國家的人民應該是最幸福的時期。然而，20世紀末的幾十年興旺并沒有帶來幸福感的持續上升。英國人在1993年至2012年間的富裕程度提高了40%多，但精神和神經疾患的患病率也提高了。

　　就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以斯蒂法諾·巴爾托里尼（Stefano Bartolini）為首的幾名意大利經濟學家試圖解釋美國收入上升而幸福指數保持不變之間似乎無法說通的關系。意大利人嘗試將各種經濟和社會數據要素從他們的模型中排除出去，結果發現，面對全部財富，惟一足以抑制人們說起幸福感的因素是美國持續下降的社會資本：即讓我們與他人保持聯系的社會網絡和互動關系，它甚至比貧富收入差距更加有害，它讓人與人之間變得更加沒有交集，有的只是冷漠。

　　“正如我們常向別人抱怨的一樣，沒有什么比社會關系荒漠化更糟糕。事實證明，我們與家族和社區保持聯系越多，患心臟病、中風、癌癥和抑郁癥的可能性就越低。與外界一直保持緊密聯系的人晚間睡眠質量通常都很高，他們的壽命也更長，日常生活也被快樂圍繞。”在蒙哥馬利看來，汽車阻斷了人們之間的交往，而自行車這一古老的交通工具卻可以給城市人帶來幸福。

　　步行上班幸福感強

　　研究顯示，對個人而言，如果用花很長時間乘坐公交車上班換取時間步行上班的話，這對幸福產生的效應不亞于找到了一位新戀人

　　瑞典的一份研究報告發現，乘坐公交車上班時間超過45分鐘以上的人，離婚的可能性會增加40%。居住在城市中心之外、功能單一并依賴汽車的街區居民，相比住在行走方便、住房與商店、服務設施以及工作地點混在一起的街區居民，他們對周邊人的信任感要低得多，很冷漠的表現。

　　蘇黎世大學的兩名經濟學家布魯諾才·弗雷和阿洛伊斯·施圖策將德國乘公交上班族對路上花費時間的估計與他們對標準式幸福提問“你對你的生活滿意度有多大”的回答做了一番比較。他們發現表面看很簡單：路上時間越長，幸福程度越低。也許這時你會迷惑，但請記住，他們不是在測試用車的滿意度，而是對生活的滿意度。 人們正在選擇讓他們整個生活變得更糟糕的公交上班方式。施圖策與弗雷發現，花1小時乘坐公交車上班的人要想達到與步行上班者一樣的生活滿意度，就需要比別人多掙40%的鈔票。而對個人而言，若用花很長時間乘坐公交車上班換取時間步行上班的話，這對幸福產生的效應不亞于找到了一位新戀人。

　　令人難過的是，我們越是涌向高端城市尋求更好的生活：金錢、機會、新奇，這些地方就會變得越來越過分擁擠、生活成本更昂貴、環境污染和交通堵塞隨處可見。蒙哥馬利在英國也進行了同樣的調查發現，倫敦最富，但倫敦人是英國幸福程度最低的人群。

　　速度是城市的象征，城市生活穿梭于各種風景之間，一如城市生活就在風景之內。羅伯特·賈奇是一名48歲的丈夫和父親，曾經給加拿大一家電臺欄目寫信，說他非常喜歡騎自行車去雜貨店購物。賈奇說這段話的原因在于，他住在薩斯喀徹溫省薩斯卡通市，那里1月份平均氣溫在零下17度左右，城市幾乎有半年時間處于冰凍多雪狀態。

　　為什么賈奇會很滿足這種艱苦的汽車經歷呢？他用一個故事進行了解釋：他說，他有時候會到托兒所接3歲的孩子，將孩子放在雙人自行車的后座上，然后沿著南薩斯喀徹溫河騎車回家。大雪降低了城市的噪音，黃昏給天空涂上了如此精巧的色彩，那種感覺是難用言語來形容的。呼吸著冷冷的空氣，同時能聽見兒子在后面的呼吸聲，他似乎覺得他們倆已共同成為了冬天的一部分。

　　駕車者體驗到了情感上的許多好處。他們說，相對于乘坐公共交通，他們此時更有自己是生活主宰的感覺。一輛高檔車包含了象征性價值，帶來了地位上的有力提升。但盡管有這些浪漫的感覺，有一半居住在大城市和郊區的上班族聲稱，他們不喜歡每天都要踏上那英雄般的旅程，城市系統使得他們的權力中性化了。

　　在交通高峰時駕車對大腦和身體都是折磨。城市中開車者的血液是一堆壓力荷爾蒙。交通越擁堵，身體系統越是充斥腎上腺素和皮質醇，產生或戰或逃的反應，致使短時間內心跳加快，擴張氣管壁以及促進靈敏度的提高，但長期下去則會生病。研究人員說服英國志愿者在乘車上班時間戴上電極帽，結果發現無論他們是駕車還是乘火車，高峰時期的出行者要比戰機駕駛員或面對憤怒抗議人群的防暴警察承受著更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