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下午，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如松對記者坦言，現有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對生態環境的直接監管是低效的，生態環境的維護和修復工作要引入市場的力量，才能實現可持續的健康發展。

　　孵化生態物業管理企業，像物業管理樓盤一樣管理我們的生態

　　在采訪中，王如松代表給記者們講了一個環境污染治理中的反例。

　　“2000年，國家開展淮河排污治理的‘零點行動’,12月31日零時把淮河流域的鄉鎮排污企業全都給關了，過了幾個月，這些企業全部都死灰復燃了，因為它不符合市場規律。”

　　王如松代表說，在當前的城市建設中，許多單位征用原來為林地、草地的土地，轉化為工業或住宅用地，這就造成了對環境和生態的占用。在他看來，占用生態而不修復、不補償、不監管、不審計，是當前我國環境問題多發的病根所在。“當前，關于生態補償討論最多的是對受損地區經濟建設和人員的補償，缺乏對受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就地補償和修復。”

　　記者問，要想進行補償和修復，就要知道對環境所欠下的“債務”，只有算清這筆賬，才能知道應該怎么補償，補償多少。

　　王如松代表說，這正是問題的關鍵。對此，可以借鑒市場經濟已有的經驗和模式。例如，城市中大多數新建樓盤都有物業管理，但城市生態資產，如城市建設土地卻缺乏物業管理機制，城市濕地或荒地是否被占用或改造，生態服務功能是否受損，這些都基本無人監測、審計和管理。對此，他建議可以引入市場力量，建立一批生態物業管理企業，負責對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的土地進行審計、管理，提供審計報告。

　　王如松代表有這樣的一個設想，要用市鋤制孵化出這樣一批生態物業管理企業，這個企業是介于土地占用方和政府間的市朝主體，提供獨立的生態審計報告。由該企業通過報告的形式審計出土地占用方對環境所欠下的“債務”，敦促占用方通過屋頂綠化、地表軟化、下沉式綠地、濕地生態工程等途徑，修復被占用土地的原有生態服務功能。如果占用一方沒有能力進行環境修復，那就出錢找有關公司修復。

　　“如果全國每個地方每塊建設用地都有類似物業管理部門的管理，知道家底，那么將來對環境補償，就有補償的依據了。”王如松代表說。

　　“生態保護紅線”不是一種限制，應將“紅線”轉化為紅利

　　有記者問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指出，“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對水土資源、環境容量和海洋資源超載區域實行限制性措施。這是否就意味著，生態脆弱地區或生態保護區，應該以放慢發展速度的代價來維護環境生態呢？

　　對此，王如松代表認為，對這些地區劃定紅線，保護生態是必要的，但是紅線劃定之后，并不意味著當地的居民應該因為保護環境而失去從經濟發展中受惠的機遇。恰恰相反，環境“紅線”應該理解成環境紅利，盡管可能因為政策原因失去了一些發展制造業的機會，但是完全可以發展一些不破壞環境的產業，如服務業等，來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贏。

　　“環境保護，政府要采取一種控制加誘導的復合方式來解決問題，控制是行政力量，誘導是市鋤制，現在只有政府控制一項，而沒有產業引導，依靠市場力量來發展當地的特色產業，這樣怎么能可持續呢？”王如松代表說。

　　產業轉移，不能把沿海的污染帶到中西部地區

　　王如松代表注意到，在當前產業轉移過程中，沿海發達地區的城市紛紛把高能耗、高污染的廠房遷往中西部地區，他對這一現象表示了擔憂。

　　“中西部地區，不能再走東部地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了。”

　　在他看來，產業轉移，首先應該是人才、資金和管理經驗的轉移，經濟發達地區應該與接納產業轉移地區加強合作，使得這些地區產業和環境保護協同發展。

　　王如松代表說，最近他們做了一項統計，全國的環保模范城市、生態示范市和生態文明城市等，都在沿海地區，這就給人一種印象，GDP與環境修復的投入成正比，投入越大，環境越好，這就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中西部地區不應該再陷入這種發展“怪圈”了。

　　當前，環境保護主要實行的是“異地補償”的方式，以長江流域為例，上海市每年通過財政資金轉移支付，為長江流域中上游的省份提供資金，以補償他們因為保護水源所付出的環境保護成本。對此，王如松代表認為，這種方式盡管有助于中上游地區的生態補償，但只提供資金并非是最好的方式。中上游地區應該發展既符合當地情況，又能保護環境的產業，下游地區應該積極提供人力、規劃、管理等方面的支持，形成中上游地區的“自我造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