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部門的統計數字顯示，我國的自然村近10年間由360萬個銳減到270萬個，我國正以每天消失80個到100個村子的速度，快步實現城鎮化。城鎮化浪潮正在迅速改變著農村。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常委孫貴寶指出，近些年很多地方開展讓農民進城“上樓”的行動，大力實施“城鎮化追趕戰略”，用行政命令層層加碼、級級考核，造成一些地方急于求成、拔苗助長，“消滅村莊”愈演愈烈。在有些地區，農民被迫放棄了祖祖輩輩居住的宅基地，住進了樓房，往日“聽取蛙聲一片”的鄉村，轉瞬間變成“眼前樓群一片”。村莊正在消亡，“老家”漸成記憶。

　　減少城鎮化負面影響

　　孫貴寶指出，城鎮化在部分地區已經演變成“賺取土地差價的運動”。一些地方打著讓農民過上現代化生活的旗號，實則把農民承包地及宅基地當成“唐僧肉”搞房地產開發、園區開發，以增加土地財政收入。這種做法侵害農民的土地財產權，造成農民經濟上的極大損失；引發的矛盾沖突，不僅使農民很受傷，也增加了社會成本，加劇了農民對政府的不信任。還有一些地方為突破宏觀調控下緊縮“地根”的限制，完成GDP發展目標，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置換，讓農民上樓，消滅村莊，把騰出來的農民宅基地等土地復墾后換取同等面積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一些地方搞所謂的雙置換，用農民的承包地換城市社保，用‘宅基地 農村住房’換小區安居房。農民上樓后，普遍的問題是牲畜沒地方養，機器沒處放，種田還要去坐車。許多農民所獲得的土地補償，不足以購買商品房，還要東拼西湊、四處舉債。”孫貴寶在本次政協會議上提交的提案明確指出，不少上樓后的農民，就業無著落，生存成問題，生活無保障。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在2013年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中指出，為解決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農民變市民的人均成本大約10萬元。據此，孫貴寶認為，城鎮化需要進行大量的拆遷，提高拆遷補償標準，政府要花費巨額財力；完善城市交通等公共基礎設施，對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低收入群體補貼和失業救濟等，也需要耗費大量的財政資金。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財力顯然不能承擔這筆巨額開支，尤其是一些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財政困難，“吃飯”與“建設”的矛盾十分突出。大量舉債建設使得政府部門的債務壓力越來越大，影響了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引導資源回流

　　2013年12月舉行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孫貴寶認為，中國村莊傳統和文化面臨著斷裂，“以城市住宅小區規劃代替農家群落規劃，忽視了民族風俗特點，極大地破壞了鄉村的自然風景與文化傳統。”

　　此前，中央已經把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城鎮化的首要任務，新型城鎮化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孫貴寶在提案中指出：“工業化是城鎮化的發動機，城鎮化是工業化的加速器。沒有產業支撐的新型城鎮，缺失活力和競爭力。決定農民能夠進城的關鍵條件是農民的能力和意愿、政府的財政能力和產業支撐度，三者相輔相成。”他認為，農民愿意變市民，最大原因是希望得到平等的醫療、教育、就業、住房待遇。政府希望提高城鎮化率，是因為城市本身是一種高效利用土地、資金與人力的制度安排。但很多地方的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實際上是資金資源向城市集聚的一體化，沒有成為使農民受益的一體化。

　　他的擔心正在一些地方上演，農民上了樓，但農民的身份沒有變，他們難以享受城里人在醫療、教育、養老、就業等方面的待遇。表面上看，城市規模擴大了，地方財政增加了，樓高了，路寬了，但是背后掩蓋的矛盾和沖突也增加了。“隨著城鎮化的推進，一部分村莊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意味著村莊要徹底消失。城鎮化不僅是建造高樓大廈，更重要的是讓公民個人各得其所，這就需要突出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的內涵。”孫貴寶提出，只有不斷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資源的建設，引導更多經濟資源向農村和城鎮回流，更多的內需型產業由城市向鄉村城鎮集中，讓更多農民工就近擇業、安居樂業，才可能真正實現“人的城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