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整體謀篇布局都是圍繞“人”展開

　　“將‘以人為本’貫穿城鎮化規劃始終，我們做到了！”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 (下稱“規劃”)頒布兩周后，參與規劃調研和編制起草的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副司長陳亞軍接受記者專訪時說。

　　陳亞軍說，規劃最大的亮點是讓城鎮化正本清源，回歸人的城鎮化的本質屬性。

　　四項戰略的核心都是“人”

　　“一直以來，我們都不希望中國的城鎮化只注重速度，而不注重質量，而城鎮化最核心的質量就是人的市民化。”陳亞軍說，“規劃提出了四項戰略任務，很多人只看到第一項是解決人的問題，實則規劃整體謀篇布局都是圍繞‘人’展開。”

　　“在四項戰略任務中，‘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為了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里的身份和待遇問題；‘優化城市空間布局 ’，是為了解決8.5億左右城鎮人口(到2020年)的分布問題；‘提高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 ’，是為了解決城市產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對人口的支撐能力問題；‘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是為了解決仍留在農村里的人能夠同樣分享現代化成果的問題。” 陳亞軍說。

　　規劃編制3年，建立了新型城鎮化的整體框架，多項沉疴的改革取得了突破，同時也有一些改革仍需探索具體路徑。陳亞軍說，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多元可持續的城鎮化投融資機制、降低行政成本的設市模式、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等，需要在試點中統一認識，尋找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人口市民化”帶來什么實惠

　　規劃對“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形成共識，涉及到多項改革創新。

　　人戶分離是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特殊現象，是由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決定的。“城鄉二元結構是任何發展中國家都會經歷的，這是一個客觀規律，但二元體制造成的二元結構是中國特有的，這是人為地將人區分開了。”陳亞軍對《中國經濟周刊》說，“農民工是中國特有的，他們的職業是工人，但身份卻是農民。如果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候不去考慮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候還是二元的格局，那我們的社會將會面臨很多問題。”

　　而規劃明確，要解決1億農業轉移人口的落戶問題，陳亞軍說，這是一項重大的改革突破。

　　過去，我國戶籍改革難度很大，舉步維艱。2012年，在我國7.3億的城鎮常住人口中，2.34億農業轉移人口沒有城鎮戶口，沒有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這個問題沉積多年，已成為當前我國城鎮化進程中最嚴重的障礙。

　　陳亞軍認為，規劃將居住證制度與公共服務掛鉤，這將成為戶籍改革的一個通道。在辦公室，他拿出了4本厚厚的調研報告。《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從報告中看到，2012年，國家發改委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地方“居住證”制度要求苛刻，要求有高中文化程度，已購房，同時已繳納幾年社保，這幾乎將99.9%的農民工排除在外。陳亞軍說，“按照規劃要求，今后居住證制度將不會設置這樣多的條件，農民工應該根據居住年限來實行梯度享有對應的公共服務”。

　　戶籍制度本身只是一個外殼，背后隱藏著與之相關的基本公共服務，而規劃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鎮常住人口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設定了具體指標。

　　過去，農民工幾乎無法享有城市的保障性住房，但規劃突破了這一禁錮。“到2020年，我國保障房將覆蓋到城鎮常住人口的23%，這個數字背后的變化很大。”對于農民工的住房問題，陳亞軍解釋說，過去，保障房覆蓋率的基數是城鎮戶籍人口， 現在是8.5億的城鎮常住人口， 以一個家庭三口人來計算，可以覆蓋1億多人。“我們考慮到，到2020年，我們將解決三分之一左右農業轉移人口的落戶問題，保障房必須覆蓋他們，特別是舉家遷徙的農民工”。

　　規劃還將農民工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比例設定為99%，這是不是意味著農民工子女入學不再需要向城市學校繳納“贊助費”？陳亞軍說，目前我國農民工子女入讀公辦學校的比例是82%，背后是我國公辦教育資源的不足，公辦學校接收不了那么多學生。“我們認為，民辦學校是可以利用的，于是，在規劃中有兩條規定：第一，公辦學校要盡量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的問題；第二，如果無法解決，對普惠性的民辦學校，由政府購買服務并給予生均經費補貼。這就讓農民工子女在民辦學校也能享受到在公辦學校同等的權利”。

　　規劃中的改革創新不僅局限于這些，還涉及到城市土地資源集約利用、加快發展中小城市、城市群等改革舉措。對于這些已經形成共識的改革，陳亞軍表示，“我們要加大力度推進，抓緊解決。”

　　為了保證規劃落實，國家發改委已專門成立了城鎮化推進辦公室，統籌推進城鎮化規劃的實施。陳亞軍說，“目前國家發改委正在制定規劃實施分工方案，將規劃提出的主要目標、戰略任務和政策舉措分解落實到各有關部門，推動他們制定可操作性的配套政策和實施細則。分工方案可能會上報國務院，由國務院下發以保證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