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應當正確認識城鎮化資源環境影響的階段性。一般而言，城鎮化的資源環境影響大體上呈現拉平的“S”型曲線變化：在城鎮化初期，由于城鎮人口增長和社會經濟發展相對緩慢，城鎮對資源環境的消耗相對比較少；在城鎮化中期，隨著工業化加速發展和城鎮人口、城鎮規模快速擴張，城鎮對資源環境的消耗進入快速增長期；在城鎮化后期，隨著城鎮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向更加注重內涵的發展，城鎮對資源環境的消耗趨于放緩；在城鎮化成熟階段，城鎮對于資源環境的影響主要與居民消費需求相關，資源環境消耗總量將有所下降，但仍會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不過，這種規律只是一般性的，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和不同的城鎮化模式下，“S”型曲線的彎曲程度和拐點的位置是隨機變化的，其中的關鍵影響因素涉及城鎮化模式、產業政策、環境政策、技術水平和環保壓力等。因此，既要客觀地看待城鎮化對于資源環境的階段性影響的必然性，又要注意發揮人和社會的主觀能動性，通過積極合理的制度建設，促進技術創新和行為調整，努力控制資源環境影響的峰值并使拐點提前到來。

　　第五，應當更加充分地認識到城鎮化資源環境影響的社會性。現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對這一點有所忽視，很多人在分析城鎮化的資源環境影響時只關注了整體的物質層面，沒有看到其差異性的社會分配層面。事實上，由于社會成員的地位差異，無論是對于資源的消耗還是對于環境的污染，不同社會成員的情形是不同的。通常的情況是，在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少部具有社會優勢的人消耗更多、排放更多，而具有社會劣勢的人則相對來說更多地承受了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消極后果，并且由此更加強化了其社會劣勢。因此，在分析城鎮化資源環境影響時需要注意到這種社會性的差異，在整體上控制和約束城鎮化資源環境影響時，需要關注社會公正，促進公眾參與，努力追求發展成果和環保責任分配方面的公平性，關注那些影響弱勢群體生產生活的資源環境質量。

　　必須正視城鎮化的資源環境約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與經濟社會同步快速發展，與此同時，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歷年數據顯示，城鎮化進程中資源利用效率在逐步提升，環境保護在不斷加強。但是，我國城鎮發展對于能源資源的需求總量仍在快速增加，所造成的環境壓力也在不斷加大，城鎮化面臨著日益嚴峻的資源環境約束也是不爭的事實。從公眾主觀認知看，2003年和2010年的全國抽樣調查表明，城鎮居民對于環境狀況的關注度在提高，對于環境質量出現更加負面的評價，其改善環境質量的愿望更加迫切。有關研究表明，城鎮化與能源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關系非常密切。環保部課題組研究表明，城鎮化每增加1個百分點，平均需多消耗能源4940萬噸標煤，鋼材645萬噸，水泥2190萬噸。城鎮人口與生活污水排放量相關系數高達0.98，與工業廢氣排放量的相關系數則超過1。按照2010年的城鎮人口數據計算，城鎮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生活污水排放將新增37980萬噸，生活垃圾產生量將新增293萬噸，工業固廢產生量將新增2.41億噸，并會導致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數下降約0.0073。按照世界城鎮化發展的普遍規律，目前我國城鎮化仍在快速發展區間中。《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城鎮化率要達到60%左右。由此可見，隨著城鎮化的速度持續加快、城鎮規模持續擴張，其資源環境需求也將持續增加。

　　事實上，如前文所述，我們分析城鎮化的資源環境影響還不能僅僅局限在城鎮地區內部，應該關注其區域影響和整體影響。一方面，隨城鎮人口快速增長和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而產生的巨大能源資源需求，已經很難在城鎮內部及其周邊區域獲得有效供應，跨區域的能源資源采集勢在必行而且規模將不斷擴大。例如，“西電東輸”、“西氣東送”、“南水北調”等重大工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為了保障城鎮運行，同時改善城鎮環境。但是，這樣大規模的能源資源采集和輸送存在很大風險，也對能源資源輸出地的社會經濟結構以及社會系統與環境之間的關系造成很大影響，其中包括了一些負面影響。隨著這些負面影響的累積，不僅加劇了能源資源輸出地與城鎮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而且也在更大的范圍內加劇了資源環境問題。如果考慮到能源資源的采集正在超越國境，甚至可以說我國城鎮化進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世界資源環境壓力，并且面臨著更大的有效供應風險。另一方面，在城鎮運行和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環境污染往往超越了城鎮區域生態系統的容量。為了緩解城鎮區域所面臨的環境壓力，大量污染物（例如污水和垃圾）被排放到了城鎮周邊區域，一些污染企業也被轉移擴散到周邊區域，由此造成了更大范圍的環境破壞、更深刻的城鄉差距乃至城鄉之間的對立和沖突。有資料表明，2000—2010年，未經處理的城鎮污水累計排放量超過2000億噸，90%以上的城鎮垃圾在郊外或農村堆放或填埋，截至2011年累計堆放或填埋量超過60億噸，這些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生活環境都是破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