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城市化是先進行工業化的發達市場國家的城市化模式。當時，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上是同步的，缺乏統籌安排，也沒有科學的城市規模概念，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并未被城市領導層所考慮。等到發現居民的生活質量下降等問題時，已為時過晚，要改變城市現狀已經不易。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即使認識到較早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已產生的弊病，想避免它們，但需要大筆公共投資，往往力所不及。結果，無論在先工業化和先城市化的國家還是在后起的工業化國家中，都發生了所謂的“城市病”，以致出現了“反城市化”傾向。

　　在某些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城市化率高達90%以上。在經過二百多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之后，城市化率至今已經沒有重要意義，也很少再被人們關注。這是因為：

　　第一，如果某個國家至今仍舊存在城鄉居民權利不平等和身份限制，那么城市化率可以反映社會等級的存在。但在現階段，在市場經濟國家本國公民權利平等和身份限制已經消失的條件下，城市化率就沒有什么意義了。

　　第二，如果某個國家至今仍舊存在公共服務因城鄉而異，或存在城鄉社會保障的非一體化，那么城市化率可以反映社會保障一體化方面尚存在的城鄉差距。但這樣的例子現在已經不多。

　　第三，由于國內交通運輸條件的日益完善，再加上通信手段的方便，以及運輸成本、信息成本的降低，土地價格地區差距的存在，所以城市化率高不一定反映工業企業必定趨向于集中，工業企業可能分散于城區以外的農村。

　　傳統城市化模式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迄今為止中國的城鎮化率略高于50%。但據研究中國城鎮化的專家的意見，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還不到40%。理由是：中國至今仍存在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一些農民工雖然在城鎮中已是常住人口，但農民戶籍未變，身份仍是“農民”，不能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所以城鎮化率對于現階段的中國仍有意義，這反映了城鄉一體化程度的不足。特別是涉及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更是如此，從而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模式就更有迫切意義。據浙江、福建、廣東三省農民工狀況的調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夫婦所生下的子女，現在都到了就業年齡，他們的身份仍是農民，但他們一直在城里生活和受教育，在就業時身份未變，擇業機會少，就業也受歧視，通常的出路仍然是當農民工，結婚的對象也是農民工子女。這種狀況亟待改變，城鄉一體化改革越是拖延，代價越大。

　　從另一角度看，如果中國要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即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那么城市居住條件必定惡化，居民生活質量必定下降。即使城市會因人口的增加而新增不少服務業就業崗位，但就業機會依然滿足不了涌入城市的農民們的要求。

　　因此，中國必須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道路，即中國城鎮化應當分為三部分：老城區＋新城區＋農村新社區。這種新模式在有些地方又被稱作“就地城鎮化”模式。根據我以前在廣西桂林市恭城瑤族自治縣的調查，那里的農村把農民住房進行改造，把果品種植和加工業、豬的飼養和新品種豬肉的初步加工業等作為農民增加收入的主要來源，從農村生活質量上看，已經同桂林市的城鎮市民沒有什么差別，這就是“就地城鎮化”的一個例證。2012年11月末，我帶領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調研組在浙江省杭州市、嘉興市、湖州市所屬的幾個縣進行考察。當地縣級領導人介紹道，近幾年來這些地方已經不聲不響地實現了城鎮化，沒有大規模拆遷、搬家，農村的居民、小鎮上的居民都感到城市和農村在生活上已沒有什么區別了，甚至農村家庭收入和城里人的收入也沒有多大的差距了。在嘉興市的平湖、湖州市的安吉兩個縣級單位，農民反映：農村的水、電、路、學校、醫院、社區服務同城里差不多一樣了，有些家庭近距離地搬家，大家是情愿的，生活過得好，有什么不愿意的？這也是對“就地城鎮化”的真實表達。

　　有些專家同意這三部分構成中國城鎮化的設想，但仍有一個疑問，即老城區和新城區可以納入城鎮化的范圍，但農村新社區納入城鎮化范圍，似乎有些不妥。他們說：如果把農村新社區納入城鎮化的范圍，豈不是自相矛盾？難道農村與城鎮可以合而為一嗎？這個疑問不是沒有道理的。

　　對此可以作如下解釋：

　　中國的城鎮化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開始時，甚至較長時間內，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還不能取消，城鄉居民的身份差別和權利不平等還會繼續存在，在這個階段，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老城區和新城區都有常住的農村人口，農村新社區更不必說了，農民成為新社區居民中的絕大多數，甚至是全部。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這些常住于新老城區的農民，遲早會轉變為有城鎮戶口的居民。這是總的趨勢，誰也無法改變。至于在農村新社區居住和工作的農民，隨著新社區經濟的發展和公共服務設施的完善，特別是隨著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的進展，新社區中的農民遲早也會轉為城鎮戶口。

　　說得更確切些，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一定會走向全國戶籍一元化。城區和農村不再有居民身份的差別，也不再有城鄉居民權利的不平等。到了那時，可以把“農村新社區”改稱為“新社區”，前面不必加上“農村”二字。反映中國城鎮化真正特色和符合中國國情的，恰恰是“新社區”作為中國城鎮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社區”今后就是中國的新城鎮。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城鎮化體現了中國經濟雙重轉型的特征。中國經濟的雙重轉型是指：這種轉型既是“發展轉型”，又是“體制轉型”。“發展轉型”意味著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體制轉型”意味著由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這兩種轉型在中國是重疊的。所以中國的城鎮化完成之日，正是上述雙重轉型成功之時。破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可能是雙重轉型中具有關鍵意義的階段。中國城鎮化唯有走適合國情的道路，才能實現城鄉居民無身份差別和權利平等的目標。

　　摘自厲以寧《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