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鎮規劃面臨轉型 探索中國特色規劃體系
體制障礙根深蒂固
記者在基層調研時發現,由于體制機制上的障礙難以改變,體制和機制的制約因素互相交織,互相影響,造成城鎮規劃的科學性、權威性和嚴肅性長期得不到保證,城市建設用地失控成為普遍現象,規劃體制改革任重道遠。
一是部門利益化加劇,城市總體規劃編制審批時間長,規劃既難產,又短命,規劃的引領和管控作用大打折扣。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城市總體規劃從編制到審批發布,短則兩年有余,長則數年;有的城市的總規報送6年還沒有批下來;有的城市的總規從開始編制到國務院審批通過,前后超過十年,此間,兩個近期規劃都已實施完成。宏觀背景的變遷與城市快速的變革,使得總體規劃審批之日,就是修編啟動之時。規劃一直在路上,成了城市政府桌面上華麗的擺設。
海南省住建廳總規劃師劉釗軍、貴州省住建廳總規劃師王春等人表示,造成上述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涉及規劃編制審批的部門,各自維護部門的利益,又都有不同的部門法規支撐,規劃打架,扯皮很多,協調時間長。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楊保軍說,現在發改委的項目規劃批復具體到地塊,林業規劃、環保規劃的項目也紛紛進城落地,其背后都有部門利益的因素。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高級規劃師張麗梅說,政府部門管得太細、管得太多。總體規劃作為法定規劃,很多城市的委辦局都想借著規劃搭順風車,把自家需求加進去,導致規劃越來越厚、管得越來越多,有的規劃甚至于對選什么材料都有要求,最后反而什么都管不住。
二是強烈的發展沖動,讓規劃異化為地方獲取“土地財政”和招商引資的重要工具,非法定規劃大行其道,規劃的法律嚴肅性不足。
多位基層干部反映,不少地方政府通過做大和反復修編規劃,為的就是把周邊農村的土地納入城市管轄,以此維持“土地財政”。安徽省一位規劃人士說:“各地規劃總人口加起來已超出全國的總人口,各地編制規劃所依據的城鎮人口、城鎮化率等指標存在失真。”
有的地方政府還通過非法定規劃來代替法定規劃。法定規劃束之高閣,非法定規劃大行其道。劉釗軍表示,概念規劃和戰略規劃都是法定規劃的前期,但也有取代法定規劃的勢頭,嚴格按照法律來說是無效的。
據了解,目前由國務院審批總體規劃的城市已經達到了100多個,有些人口規模不足100萬的城市也需要由國務院審批,審批時間進一步延長。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袁奇峰等人表示,地方政府吃飯靠產業,建設靠土地。在“土地財政”的模式下,政府越來越呈現公司化的傾向,“市長成了總經理。為了招商,什么都干”。基層干部反映,許多開發商面對規劃約束時底氣很足,有人戲稱城建是“開發商牽頭,領導決策,規劃局執行”。
三是存在“規劃是龍頭,領導是繡球”現象,唯上的干部考核在一些地方使規劃異化為領導“政績”、個人愛好甚至是腐敗的工具。
基層干部反映,在一些地方,城市建設是地方領導短時間內取得政績的主要抓手,而想要“立竿見影”,就要否認前任規劃,另起爐灶。急功近利式的政績觀導致規劃方案三年一大修,兩年一小變,“一任領導、一任規劃”的問題嚴重。
一位基層干部反映,有上級領導來當地視察,“這些大領導現場辦公,現場拍板,臨時發揮,隨手一指,提出這里要建什么、那里要建什么,沒時間也根本不看縣城規劃圖,但是地方政府半個不字不敢講,只能落實貫徹,然后‘開膛破肚’,更改原有縣城規劃。”
李晨光說,在行政主導下,城市是擁有權力者心目中的面貌,建筑師和規劃師大多投其所好。“鳥巢”體育場、國家大劇院等大項目出現后,很快就會發現各地在拷貝,甚至異化為奇奇怪怪的建筑。這背后隱藏著深刻的邏輯,千城一面的背后,有一個強大的制度支撐。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孫濤說,行政首長的價值觀與城市的發展是存在錯配的。城市發展的時間周期基本上在10年左右,城市規劃不能是試錯、證偽式地摸著石頭過河,否則,這個代價是災難性的。
探索構建中國特色規劃體系
在調研中,記者發現,盡管存在一定爭議,但是大部分業內人士認為,改革當前失控的規劃體系,尋求中國化解決途徑,探索建立中國特色規劃體系,確定新的規劃理念、規劃規范、規劃重點,進一步加強規劃管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是研究建立中國特色規劃理論。鼓勵開展城鎮化的理論和應用研究,借鑒符合中國國情的西方規劃理論,汲取我國傳統的智慧,弘揚中國文化,體現先進理念,接納互聯網等新的技術手段,用中國的思維、中國的理論和中國的自信解決中國的問題。
二是將規劃上升到國家治理工具的高度。規劃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體現,也將對國家治理發揮重要作用。規劃要凝聚改革共識,要在各級干部及社會民眾中加強規劃意識的教育,強化“規劃即法”及遵守《城鄉規劃法》的意識;維護穩定發展秩序,強化規劃對空間資源配置的綜合調控作用;探索建立國家空間規劃體系和配套的制度與法律體系,通過法律保障規劃編制、制定與實施各個環節,避免規劃被人為隨意調整。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三是規劃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未來的各類規劃應體現政府與市場的合理分工,逐步明確政府的權力清單、負面清單和責任清單,積極釋放合理的市場信號。海南三亞市規劃局副局長常成云說,規劃是政府在空間上政策的體現,但規劃要給市場留點空間,積極利用市場的手段來實現管控。比如,修規的實質是對經濟利益的修改,有些國家允許多次修規,但修規后獲得的利益要大部分交給政府或者社會。用市場機制調節,效果很好。
四是要創新規劃編制與實施,體現“頂層設計和協同治理”。要改進規劃編制方式,創新規劃研究設計。規劃領域要有進有退,要優化規劃內容配置。規劃編制過程中,應加快推動企業、民眾由“知情權”向“參與權”邁進。
編輯:da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