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程院院士郭仁忠20日在貴陽舉行的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年會上透露，國務院一項關于12個省會城市和144個地級市的調查顯示：省會城市平均一個城市規劃4.6個新城（新區），地級城市平均每個規劃建設約1.5個新城（新區）。“全國新城新區規劃人口達34億，這是嚴重的失控。”

　　新城規劃的第一次統計數據披露，直觀顯示了造城運動的無序程度。近年來，“空城”“鬼城”之說時常見諸媒體，已折射出局部地區城市規劃和建設有嚴重的資源錯配和空耗問題。而全國新城新區規劃人口規模超過總人口20億的數據，表明這一問題具有普遍性。

　　新城規劃為什么貪大求全？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主觀原因是，對于城市化沒有形成清晰而符合實際的發展思路，將城市化片面理解為大城市化。不同城方的城市規劃，本應建立在當地產業結構、人口規模、發展空間、環境承載能力等基礎上，而不應以規模論英雄，但實際情況是，不少地方都將城市做大視作成功標志，不約而同地走由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到大城市的路子，為規劃和建設的貪大求全提供了更大的驅動力。

　　客觀原因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不少區域內中心城市的大城市病已顯露無遺，向周邊擴展以獲得新的發展空間，成為普遍選擇。資源向中心城市的過度集中，迫使區域內其他城市不得不通過向邊緣拓展，以獲取新的發展空間。中心城市向非中心城市的擴張、非中心城市向周邊城鎮和鄉村擴張，形成了粗放式復制，導致城市發展與人口資源、自然稟賦之間無法適配。

　　過去，基于造城運動消化過剩產能、短期拉動經濟的顯著作用，對其規劃和建設過程中的無序缺乏有效規制。但是，在造城運動已經普遍偏離城市發展實際需求的情況下，調整現有的規劃和建設模式已是當務之急。一方面，長期來看，造城無序最終將形成相互搶奪、擠占資源的情況，從而讓優化經濟發展空間的預期出現偏差，甚至導致經濟發展空間惡化；另一方面，造城所產生的經濟價值既不可持續，也難以轉化為人的發展機會。而城市化成功與否的關鍵，就在于人的城市化，在于通過城市化率的提高，弱化二元化的管理體制所造成的顯性不公，讓人的發展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城鄉人口獲得相對平等的發展機會。不能達到這樣的目標，造城運動就會造出新“城市病”。

　　讓城市發展規劃變得有序起來，政府管理體制就不能再以經濟和GDP政績為唯一目標，而必須增設人的發展、與自然資源的和諧為主要目標，就必須修正追求短期利益的決策機制為追求長效利益，就必須讓市場而非行政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就此來看，城市發展規劃能否科學有序，其實是涉及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