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an Penn:新數據環境下的城市設計
02一次新的轉型?
西方國家上世紀六十年代對于第一次定量革命的熱衷,在十年之后有所平息,取而代之的是在城市規劃與設計領域發生的“社會學轉向”。而后,城市規劃設計中的社會價值獲得長期關注。
假設應用城市大數據將成為未來的常態,那么是否也可能在城市規劃設計中帶來“轉向”?如果有,這種“轉向”是否仍舊會來自于社會學,或者其他學科,比如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
在社會科學的發展歷程中存在多次轉向,社會學也因此逐步成熟為一種科學。在這個進程中,社會科學家往往借鑒其他領域的成果,加以應用并最終找到契合點。實際上,許多科學的進步都基于以前的科學。
例如,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許多社會學模型都是基于萬有引力定律。理論家們試圖將引力理論應用于城市系統。然而,他們在對人類社會的研究中沒有找到一個穩定的引力常數。這也意味著,社會發展并不遵循一種單一的模式。
在對城市系統的研究中,試圖運用牛頓萬有引力模型的人,必須利用數據來校核模型,設定并求解參數。然而,所求得的參數在不同城市間并不統一。因此,城市模型無法像牛頓的萬有引力模型一樣擁有一個絕對且穩定的參數。
事實上,這些城市模型中的參數時而為正時而為負,時而大時而小,很難找到穩定性或普適性。
在我看來,借鑒牛頓物理學并認為其將完美符合社會系統的人,他們只是在證明自己思想的狹隘。他們陷在一種范式中,進而無法遇見真的科學與理性。也許當新的“牛頓”用更精巧的方式來闡述城市發展的基本狀態時,這一情況會有改變。但這需要下一個牛頓、愛因斯坦或達爾文用用簡單的語言解釋所有這些現象。
不可否認的是,向社會科學的轉向實際也許和巨匠的出現,以及他們想開創性地引入某些觀點有關。
在社會科學的發展歷程中,空間轉向也很重要。許多學者都曾強調空間對于理解社會的重要性,BillHillier教授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學者。他的理論是社會科學空間轉向中重要的一步。雖然并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來涵蓋當今我們所見的社會現象。
其中一個難點是理論發展似乎總是慢于技術變革。上世紀七八十年代,Bill在寫《空間社會學》時,互聯網才剛剛興起。我猶記得Bill第一次擁有電子郵箱時,沒有人知道該如何使用,因為沒人擁有別人的電子郵箱。而現在整個世界的溝通都可以通過電子郵件來完成。
技術變革對社會的影響在《空間社會學》中并沒有論及。當今社會無處不在的互聯網、社交媒體及智能手機在《空間社會學》出版時還未出現。這當然不是Bill的社會學理論可以預見的,即使他的論述包含了一些與之相關的元素。社會的連接機制可以是空間的,也可以是超空間的。
我認為手機與郵件便是超空間的連接機制。但=這種機制是如何影響我們設計建筑、規劃城市、協調功能及制定政策,還未被充分地理論化。相關的理論一定會涌現,但是問題是技術更迭總是快于理論發展。
如今,由于交通工具的發展,我們獲得了空前的移動力。我們可以在世界范圍內任意移動,而整個世界也更加趨向于一體化。因此,我們不得不開始分析整個世界的結構。這就涉及研究的尺度與規模的問題。
在當今的數據條件下,我們需要解釋互動如何在全球發生的。由此,這變成了一個尺度問題。同時相關的互動形態持續動態在演變,這也給相關問題的研究帶來了挑戰。新一代的城市設計師必須考慮數字通信的影響,還需思考數字空間的社會邏輯并將其與現實空間聯系起來。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機會和挑戰,因為智慧城市實際上是一座數字化的城市。目前還沒有相關的理論,也沒有合適的社會學理論。但已經有一些思想因子存在于許多社會學家的思想體系里。
編輯:lian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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