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植物學是一門鑒定植物和植物產品的學科， 可以為法律案件提供證據。除了文中著名的“林德伯格綁架案”，1976年發生在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一起無名女士奸殺案（Woodlawn Jane Doe，在美國，男性用John Doe，女性用Jane Doe，來指代那些身份無法確定的尸體或法律案件）中，受害女子在生前曾遭受毆打、強奸后被兇手活活勒死，時隔40年，警方通過分析受害者衣物，分析確定了其中的雪松和鐵杉混合的花粉與波士頓的阿諾德植物園（Arnold Arboretum）有關，受害者范圍被縮小，花粉也許可以幫助找到這名無名女子的線索。

　　受害者“Jane Doe”

　　文/Cara Giaimo

　　譯/安德烈

　　校對/大藥

　　原文/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how-trees-help-solve-murders

　　本文基于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安德烈在利維坦發布

　　一棵假紫荊屬樹木堅挺地立在亞利桑那州的沙漠理。1993年，其中一棵假紫荊屬樹木幫助警方破獲了一起罪案，因為它把自己的種子遠遠地扔進了謀殺犯的小貨車里。圖源: $1LENCE D00600D/CC BY-SA 3.0

　　2015年6月，在波士頓鹿島上，一個女人正牽著自己的愛犬，沿著海岸線漫步。她走過一只垃圾袋，打開它后發現了一具包裹在羊絨毯中的女嬰尸體。

　　對于這位女士來說，這是一場噩夢，對于警方來說，這也是一樁非常棘手的案件。受害者的衣物十分常見，由于長時間在水中浸泡，受害者的指紋也被抹去了。法醫們無法順著已有的證據進一步揭開謎底，偵破陷入僵局。這名女嬰——“鹿寶寶（Baby Doe，譯者注：Doe通常用以代指不知真實姓名或身份尚未確認的死者）”——的電腦繪制肖像在全美范圍內的社交網絡上瘋傳，但依舊沒有出現任何有價值的線索。直到偵查人員在羊絨毯上發現松樹花粉（pine pollen）之前，他們的確對死去的女嬰一無所知。偵查人員通過這些松花知悉，“鹿寶寶”是本地人，如此一來，排查范圍顯著地縮小了。截止到9月，警方已查明“鹿寶寶”的身份，殺害她的嫌犯也于近期出庭受審。

　　另一樁案件則是在法醫植物學家的協助下破獲的。

　　對于法醫植物學家來說，植物本身便是一整群可以隨時傳喚的證人。它們不能表達自己的勇氣與正義，也不能坦白自己所聽到的竊竊私語，但當涉及到許多與破案相關的問題時——誰、在何時以及在何地——植物們僅僅出現就足夠了。就像在1993年亞利桑那州的一場案件中發生的那樣，人們在一棵藍花假紫荊樹（palo verde tree）下發現一名被害女子的尸體。后來警方在一名嫌疑人的小貨車上發現的假紫荊樹特殊的豆莢，引起了警方對他行蹤的懷疑。警方也可以對不同地方繳獲的大麻進行DNA分析，確定植株的具體種類，以此來追蹤毒品走私犯。

　　亞瑟·科勒（1885-1967）：在林德伯格綁架案中，他認定綁匪用來爬上嬰兒室窗口的梯子上的木材是來自綁匪家附近一棵松樹，部分是來自綁匪家的地板。圖源：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第一個涉足法醫領域的植物學家是亞瑟·科勒（Arthur Koehler），他本是美國森林產品實驗室（United States Forest Products Laboratory）的一名木材專家，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為許多案件提供了自己的專業知識參考。科勒使用了他對樹木分類和細胞結構的知識，指證出自制炸彈和武器使用的木材的來源。他在1935年的林德伯格綁架案（Lindbergh Kidnapping Case），也就是人們在所謂的“世紀審判（Trial of the Century）”中擔任明星專家證人，這也是科勒最為人所知的履歷。

　　這是傳聞中的“林迪嬰兒梯”（Lindy Baby Ladder），植物學家亞瑟·科勒憑借這架梯子幫助警方確定了布魯諾·霍普特曼（Bruno Hauptmann）的罪行。圖源: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CC BY 2.0

　　當科勒在法庭上起立發言時，一開始遭到辯方的反對。辯方稱：“在人類中沒有誰是木材的專家，”并且稱科勒為“只是一個在研究樹木方面有豐富經驗的人”。但在審判結束后，科勒說服陪審團，基于顯微鏡的檢查結果和自己的木工經驗，他可以確定靠在靠在犯罪現場窗戶邊上梯子的確切來源。順著線索，他追查到布朗克斯（Bronx）的一個伐木場，木梯上的一塊替換零部件與警方在木匠布魯諾·霍普特曼（Bruno Hauptmann）閣樓中發現的一塊木板相匹配——后者很快就被證明有罪并被處決了。

木匠布魯諾·霍普特曼（1899-1936）。圖源：blackcablondon

　　80年后，科勒的后輩們仍然在法醫鑒定領域發揮著自己的特長。許多在森林產品實驗室和其他地方的植物學家，現在都成為了警方的特別顧問。薩拉·霍奇思（Sara Hotchkiss）是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教授，作為一名古生態學家，她大部分時間都在試圖找出人類活動對歷史生態系統的影響，但當法醫辦公室打電話給她時，她知道如何幫助他們解決更多當下發生的問題。她說：“我可以重新還原幾千年前生長在地球上的植物，這些方法同樣可以用來重建過去幾周或幾個月的時間內，或者在事發時間當時的生態環境。”

　　松樹花粉是一個狡黠的搭便車者。最近研究人員斷定，松樹花粉可以在某些材質的衣服上停留兩周。圖源：Photo: Famartin/CC BY-SA 3.0

　　就像大多數法醫鑒定一樣，從植物學的角度深入挖掘確定的案件謎題，得到的結果基本上都是沮喪和陰沉的。去年，臺北有一名女子最初被認為死于一場車禍，直到警方在她的頭發中發現樹葉；專家們斷定，這些樹葉來自街邊建筑某個樓層中的一株盆栽，死者跳窗而出，下落途中撞到了這盆植物。在南佛羅里達州附近，有人發現當地的一名老人被人砍成碎塊的尸體，在盛放尸塊的桶中還有一些樹枝和樹葉，植物學家隨后將這些枝葉與兇手家前院的一棵樹配上了對。

　　盡管上述案件充滿了血腥暴力感和戲劇性，但真正的法醫植物學家很快就可以告訴你，這項工作并不是在演《法律與秩序：特殊植物單元》（Law&Order：S-Tree-U），而是更多的日常科學工作。“我認為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法醫工作是鈴鐺、哨子、偵探小說和戲劇，”艾利克斯·韋德恩霍依福特（Alex Widenhoeft）說，他是木材解剖學研究中心（Center for Wood Anatomy）的植物學家。“真相遠沒有那么豐富多彩。”他最喜歡的日子是在顯微鏡下，仔細研究樣本：“這種樂趣很好、很純粹，但不是很戲劇化。”

　　別擔心，公寓的住戶們——甚至是盆栽都可以幫助破獲案件。圖源: echang/PixaBay/CC0

　　霍奇思強調了她在協助破案的工作過程中產生的的巨大不確定性，對于從事類似具有多變可能性工作的人來說，這樣的研究始終無法得出確切唯一的答案。她說：“花粉很小，它四處飛，在任何一個特定的區域都是可變的。”如果可以獲得一個樣本，最多可以將排查范圍縮小。“所以這就是我們在找尋的東西——你的分析可以給整個案件的調查加入什么限定條件？”（她說，在真正的罪案調查襯托下，她的學生們會在統計與分析過程中興奮。）

　　在接觸了足夠多的案例之后，你會更感激植物難以駕馭的這一面——植物可以通過過存在于我們周圍的方式，將自身卷入我們的生死大事中。當你離開家的時候，你幾乎不會多瞟那棵樹一眼，然而它卻一直在密切注視著你。在你意外身亡后，它甚至可以幫助警方解決你的謀殺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