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是雄安新區設立的一個主要考量。這意味著雄安的產業發展路徑，將不同于傳統的自我培育模式。它的產業成長將自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開始，其間不斷孕育內生的動力，并最終由市場和自己的創新動力決定其產業布局和發展態勢。

　　就此，《中國新聞周刊》專訪了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雄安發展研究智庫主任黃群慧。

　　“要避免過度行政化”

　　中國新聞周刊：雄安的產業發展，自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開始，然后尋求內生動力生長，這是否意味著它的發展將不同于傳統路徑？

　　黃群慧：對。從產業動力角度看，我曾經把未來雄安新區的發展劃分三個階段：一是通過行政手段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這個是“轉移初創”階段。這個階段伴隨著大量企事業單位從北京遷到雄安，雄安會獲得發展的初速度，這個階段的推動力主要來自于行政的推動。二是雄安產業成長從行政推進逐步轉向自我發展的“轉型換擋”階段。伴隨著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逐步完成，雄安產業成長的行政動力逐步弱化，在體制機制不斷完善的背景下，新的市場化動力和企業自生能力逐步培育形成。三是進入靠市場化的力量自我成長的“創新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雄安靠創新驅動獲得自我發展的加速度。

　　在當前轉移初創階段，要采用各種措施保證雄安新區能夠獲得充足的成長原始動力和更快的“初速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雄安新區承接北京市的高端高新產業、現代服務業的轉移，把大量的高校、科研單位等優勢資源轉移過去；另一方面還要把北京、天津的優勢功能平臺為雄安所用。另外，要鼓勵雄安在體制機制上進行全面創新，允許雄安享受所有國家級的試點政策。中央已經出臺了雄安新區發展的體制機制改革的政策，已經給予了雄安體制機制創新的很大空間。

　　中國新聞周刊：從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到雄安產生自生能力，這中間成功的關鍵是什么？

　　黃群慧：還是需要市場力量的成長。在承接的初期，可能行政力量會強一點，但真正到了產業自己成長的時候，更多地是依靠市場力量。尤其是當前大家關注的未來產業，其發展的不確定性很大，政府根本無法規劃得很具體，最根本的還是讓真正的市場主體去創新和探索。雄安需要做的是培育一個產業創新發展的良好生態，可以像深圳一樣，培育大量的高新技術企業，這些企業的選擇代表未來產業的發展方向。

　　即便是在雄安新區發展的初級階段，主要初速度依靠行政力量時，也要注意發揮和培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避免過度行政化。包括像日本筑波科技城、韓國大德研究開發特區的經驗都表明，僅僅靠行政力量可以在短時間內集中大量資源，但長期來看，城市發展的主要要素都無法單純靠行政力量健康發展。

　　舉個例子，從市場活力來說，很多民營企業是應該考慮進去的，即便是國有企業，也可以鼓勵他們搞混合所有制，這些都是需要的。從城市的發展說，市場主體的活力要強，這樣城市才能有活力，并且會吸引更多的主體到來。

　　政府在設計制度的時候，也要充分考慮到這方面。如果暫時考慮不清楚，就留出“空白”，允許市場主體慢慢去試、去闖、去創新，創新的方向和結果符合城市健康發展的要求，這時候應該鼓勵，否則就要去規范。我覺得政府在設計體制機制時，應該注意這點。

　　這個過程中最關鍵、最根本的還是機制的建立。包括政府本身的機制，政企關系，以及保證現代城市運行的其他機制。這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肯定是漸進的。開始可能政府會引導，慢慢成為一個互動和博弈的過程，最終達到一種均衡狀態，也就是能形成自生能力。

　　雄安的發展，可能一開始會發展很快，但后面的轉型可能會有一點艱難。政府的力量減弱以后，尤其中央政府的力量減弱以后，就要看雄安本身的政府和市場力量能不能完成接力。

　　現在很多的創新型企業在深圳集聚，主要是當地已經形成了一種生態。生態的形成有一個演進的過程，就像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提到的，這是一個進化的過程。

　　“打造產業創新生態”

　　中國新聞周刊：你對雄安的產業布局和產業定位，有幾個分析的維度，一是站在中國城市發展樣板的維度，二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維度，三是雄安和河北其他城市之間關系的維度。這三個維度是基于什么考慮？

　　黃群慧：雄安新區的定位是多重目標，既要集中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又要綠色生態宜居，還要創新驅動引領、高端產業示范。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時，希望它能夠有利于京津冀城市群的構造，打造世界級城市群。

　　中央最初提出雄安新區時，就已經把它定位為“千年大計”的一個樣板了。后來規劃綱要出來的時候，又結合十九大精神，提出把雄安新區建成高質量發展的全國樣板。另外，最初提出建立雄安新區，就是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一個核心舉措來提出的。

　　我們跟蹤發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提出以來，協同指數并沒有太大發展。尤其對于河北來說，很多指標甚至差距更大，比如人均GDP指標，近幾年天津和北京在全國省級區域排名名列前茅，但河北大約處于中下游。我們還作過工業化水平階段的評估，中國全國大概處于工業化后期。北京、天津已經屬于后工業化階段，已經實現經濟現代化了，而河北只是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所以河北與京津差了一個階段。在正常情況下，差一個階段意味著至少50年才能趕上。

　　在差距這么大的情況下，要協同發展的話，光靠市場力量自然演進來推進產業轉移是不行的。像北京天津的產業，并不一定會轉移到河北或者與河北產業進行協同，雖然物理距離很近，但物理距離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甚至不是一個關鍵問題，關鍵問題是配套能力、綜合成本、要素供給和營商環境等。

　　在這種背景下，在河北建立雄安新區，對于京津冀的協同發展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中央通過設立雄安新區，可以把北京與首都功能定位不適應的高端產業轉移過去。過去，北京是想把發展水平較低的產業轉過去，現在則是產業鏈重新分配。目前，國內國際上產業鏈分工都很細，同樣都是做新興高端產業，有些可以放在北京，有些則可以放在雄安，不同的只是產業鏈條的環節、產業具體定位的不同，而不是產業水平的高低。

　　而雄安是河北的一個新區，通過雄安再去帶動河北其他地方的發展，就會更合乎邏輯一些。之前要用北京帶動的話，有省界的差異，不好協調，現在到了一個省界內部，就好協調了。河北產業發展最根本的問題，也是其產業轉型升級的問題。通過雄安提供其高端產業引領，就可以促進河北其他產業的發展，比如材料產業、鋼鐵產業、紡織產業等。雄安新區與周邊地區的產業協同發展，可以形成產業鏈和創新鏈協作配套關系。

　　從產業鏈的角度，雄安新區應做當中的某一環節，如設計和研發，還可以重點發展“母工廠”，而大規模的生產制造應該在河北及周邊地方來實現。同時，在招商引資中，雄安新區要與周邊城市共同招商引資，共育產業鏈，共同打造產業創新生態。

　　“雄安是我國產業創新發展的試驗田”

　　中國新聞周刊：基于雄安的創新基因，中國有一些在過去城市和產業發展中亟待解決的重大關鍵問題，是否可以拿來在雄安試驗？

　　黃群慧：是的，我認為雄安可以作為我國產業創新發展中的試驗田，從雄安的產業定位和發展看，應該著重關注在以下幾方面進行創新。

　　一是雄安新區產業和科技創新的定位，應該著眼于解決中國產業和科技創新發展目前存在的重大急迫的現實問題。雄安新區作為全國高質量發展的樣板，理應探索解決中國產業遇到的自主創新能力弱、知識產權保護不夠、周期性產能過剩等問題。在創新體系建設方面，我國的創新體系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如何解決共性技術既有公益性又有效益的問題，雄安新區可以從這些方面進行探索。

　　總體上，雄安新區應該從我國創新體系需要如何彌補缺陷的思路，去尋找產業發展定位和創新體系的構建。此外，考慮到雄安新區體量小的現實，可以借鑒以色列的經驗，發展產業鏈的高端環節，重點放在設計和研發的環節，發展創新孵化器，吸引風險企業，向其他地區轉移科技成果。從未來發展看，基于雄安新區的定位，作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雄安新區要實現更快速的發展，不應僅僅局限于北京的創新要素資源，而是應該利用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資源來發展。

　　二是雄安新區的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要樹立京津冀整體協同發展、并從全球角度形成與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錯位競爭的理念。從全國區域發展看，未來會形成基于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區域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中心參與全球競爭，這需要思考兩個方面問題，一是從全球競爭角度看，中國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有什么短板和問題，在固有的城市群格局中這個問題無法解決，可以通過雄安新區這樣一個全新的城市來彌補；二是在參與全球競爭中，京津冀與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如何實現適度的錯位發展，從而保證中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抓住“彎道超車”機會、逐步形成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全球創新中心和全球高端產業基地。

　　因此，雄安新區高端產業和科技創新，應該定位立足于中國在全球創新和產業鏈條中的空白和短板，既與北京構建“高精尖”經濟體系和科創中心的定位協同發展，又促進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在參與全球競爭中錯位發展。

　　三是在全球都將新一代信息技術作為主導產業發展的背景下，雄安新區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短期要突出科技成果應用示范，并與城市建設自身需求結合起來，長期要把握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發展的核心尋求突破。根據新一輪信息技術的發展趨勢來判斷，雄安新區產業可以定位為新一輪信息技術引發的商業模式變革，在新區將如何推進商業模式變革作為產業發展的一個實施路徑。

　　最后，考慮到未來產業除了智能化、高端化的發展趨勢之外，還有一個綠色化的趨勢，這又和雄安的白洋淀治理相結合，水系污染治理產業的創新發展，無疑是未來雄安的一個重要產業成長點。因為白洋淀是整個華北平原的洼地，要把白洋淀治好，就要治理整個華北平原的水系，這就涉及一個很大的產業。（實習生王伊妮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