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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藝術：定位當代景觀設計學（圖）

[日期：2007-08-21] 來源：《建筑學報》2006 作者：俞孔堅發表評論(0)打印

編者按：2006年10月6-9日，全球6000多名景觀設計師齊聚美國明尼阿波利斯，由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ASLA)和國際景觀設計師聯盟(IFLA)共同舉辦了2006全美景觀設計師年會及第43屆國際景觀設計師世界大會。大會的主題為“藍色星球的綠色解決方案”。本期刊登俞孔堅的主旨報告（節選），報告原題目：生存的藝術——重新認識景觀設計學。

前言

　　中國正處于重構鄉村和城市景觀的重要歷史時期。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質主義向未來幾十年的景觀設計學提出了三個大挑戰：能源、資源與環境危機帶來的可持續挑戰，關于中華民族文化身份問題的挑戰，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戰。景觀設計學在解決這三項世界性難題中的優勢和重要意義表現在它所研究和工作的對象是一個可操作的界面，即景觀。在景觀界面上，各種自然和生物過程、歷史和文化過程、以及社會和精神過程發生并相互作用，而景觀設計本質上就是協調這些過程的科學和藝術。
　　國際景觀設計師聯盟主席馬莎&＃8226;法加多(Martha Fajardo)說的好：“景觀設計師是未來的職業”。^[1]未來的光明前景在于景觀設計學作為對景觀這一媒介的設計和調控的特殊地位，而光明的前景只屬于有準備的人們。
　　為了使景觀設計學有能力迎接這些挑戰，本報告著重回答了景觀設計學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當代景觀設計學的使命和目標以及景觀設計學科和專業發展的對策等問題。

一、桃花源，告訴你景觀設計學作為一門“生存的藝術”的起源

　　“桃花源” 是中國的一個古老典故，詩人陶淵明（公元365-427）描述了一位漁夫沿溪行舟，兩岸桃花落英繽紛，不知路之遠近，水盡而山出，穿過一個小山洞，眼前豁然開朗，這便是藏于山后的“桃花源”：群山環繞，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農耕景觀與自然和諧交映；其中的人們像家人一樣和諧相處，老者健康怡然，幼童歡快活潑；純樸善良的人們用美酒佳肴熱情款待這位不速之客，就像對待自己的兄弟一樣。當漁夫離開此地后，想再次重返時，桃花源卻再也不覓其蹤了。

　　我們曾經體驗過、而且在當今的中國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稱為“桃花源”的鄉村。它們是數千年農業文明的產物，是農耕先輩們與各種自然災害，經過無數的適應、嘗試、失敗和勝利的經驗產物。應對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災害，以及在擇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經驗，都教導了我們祖先如何構建并維持“桃花源”。正是這門“生存的藝術”，使得我們的景觀不僅安全、豐產而且美麗（圖1）。

　　約4000多年前，在中國的黃河岸邊，一起包括山洪在內的大規模群發性災害事件，掩埋了整個村落，留下了一堆堆尸骨。^[2]在慘烈的那一刻，一個婦女懷中抱著幼子，雙膝跪地，仰天呼號,祈求神的降臨。這位被期盼的神靈正是大禹，他 “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他懂得如何與洪水為友，如何為人民選擇安全的居所，在合適的地方造田開墾，正因為如此，他堪稱規劃華夏大地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而被奉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們懂得與神為約，深掏灘，淺作堰，以玉人為度，引岷江之水；更有遍布大小村鎮的地理術士們，仰觀天象，附察地形，為茫茫眾生卜居辯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龍、白虎及牛鬼蛇神。也正因為如此，遍中國大地，無處不為神靈所居，也無處不充滿人與自然力相適應與相和諧的靈光。直到近代，凡親歷過中國廣大城鎮鄉村景觀的西方傳教士和旅行者，無不以“詩情畫意”來描述和贊美^[3、4]。

　　這就是景觀設計學的起源，即“生存的藝術”，一種土地設計與監護，并與治國家之道相結合的藝術。

　　遺憾的是，我們的上層文化并沒有珍惜這種源于生存藝術的、充滿詩情的、真實的桃花源，因為那是一種與苦難、勞動和生存相聯系的下層文化，是與下等人和平民相聯系的文化。兩千多年來，帝王們早已不再像“三過家門而不入” 的大禹那樣關懷土地和人民，真實的“桃花源”所帶來的豐厚的剩余價值，使帝王和士大夫們收盡天下之奇花異石、竭盡小橋流水之能事，扭曲了真實”桃花源'中的稻田和果園等與生存相關的良田美池，大造虛假、空洞的桃花源，并美其名曰：造園藝術。嗚呼，在各國書店里有多少關于中國園林藝術的圖書塞滿了關于中國文化的書架，卻很難找到一本關于中國真實的桃花源的書籍。長期以來，東西方學者們有意無意地向世人提供了一幅幅假像，使人們誤認為中國造園藝術——這一虛假的“桃花源”藝術就是中國景觀設計的國粹，繼而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正是這種“國粹”埋葬了曾經輝煌的封建帝國，我寧愿將它和具有同樣悠久歷史的裹腳藝術“相媲美。”（圖2）

　　也正是這種虛假的園林藝術，于同樣腐朽的、來自古羅馬廢墟的城市藝術相雜交，充塞、裝點著當代中國的城市，成為中國“城市化妝運動”、“園林城市運動”的化妝品。而與此同時，我們挖掉了農家祖墳上的最后一棵風水樹，搬進城市廣場；截流了流向千年古村落的最后一股清泉，用于灌溉城市大街上花草，在營造一個當代虛假桃花源的同時，卻糟蹋了中國大地上真實的桃花源。（圖3-7）

二、消失的桃花源：景觀設計學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在中國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農業迅速退出社會經濟的主導地位；同樣，農耕技術及農耕文明中孕育的關于生存和土地監護的、日常的、鄉土的景觀藝術也隨之衰落。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中國興起了一場“城市化妝運動”，隨后一場席卷全國的新農村建設運動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這些都使中國的大地景觀面臨嚴峻的危機邊緣：生態完整性的破壞，文化歸屬感的喪失，歷史遺產的消失。農業時代的桃花源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

　　從歷史角度來講，這種衰敗的進程始于2000多年前的園林藝術。曾經是生存藝術的土地設計和景觀藝術，墮落成了帝王們和失意士大夫的園冶消遣之術，無異于斗蛐蛐和陶醉于“三寸金蓮”。這種造園藝術在當今的延續和泛濫、或者說“發揚光大”的結果，最終表現為：當成千上萬的造園師們忙碌于城中小綠地和萬紫千紅的廣場花壇時，我們的母親河卻正在遭受著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仍然每天被大量地抽取用于伺候嬌艷的鮮花，而任由沙塵暴不斷侵蝕著良田美池和城市。（圖2）

　　隨著舊時代“桃花源”的消失，巨大的機遇也將降臨，即如何在當代重建新的人地關系的和諧。在這個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物質主義為特征的時代中，當代景觀設計學，也是世界景觀設計學主要面臨以下三個方面的挑戰和機遇：

1．挑戰之一：我們能夠做到可持續發展嗎？

　　未來20年內，中國13億人口中的65%都將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約41%）。在中國660多個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們的城市和鄉村流淌的河流幾乎沒有一條未被污染；在中國境內的大多數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壩25，800座，占世界總壩數一半以上；與以往相比，當代中國有更多的人口處于各種自然災害的威脅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變成沙漠，目前，荒漠化總面積占整個國土面積的20%，且每年都在不斷上升；每年都有近50億噸的土壤被侵蝕^[5-7]。中國在過去的50年中，有50%的濕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8]
　　連續幾年，中國每年消耗的鋼材是世界總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但它們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們被用來建設大型的紀念性廣場和建筑、被用來給自然的河道襯底，用來攔河筑壩。經濟高速發展的代價是環境的破壞。過去的20年中，中國大多數城市的GDP增長幅度都十分驚人，而與此同時每年因為環境和生態的破壞造成的損失已經占到了GDP總量的7%—20%，這相當于每年GDP的增長量，甚至更高。^[6]

　　人們不得不問：我們能夠在日益惡化的環境和生態中幸免于難嗎？

　　必須認識到，上述這些生態與環境的破壞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缺乏明智的規劃和決策，特別是以土地綜合設計為核心的景觀設計學科的缺席，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迎接這些空前的挑戰時，景觀設計學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些大背景促使我們重新回到景觀設計作為“生存的藝術”的含義。

2．挑戰之二：我們是誰？當今中國人的文化身份問題

　　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進入快速的社會轉型中，中華民族面臨著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機。從傳統上講，中國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實上，當我們看看被列為國家遺產和世界遺產的大部分項目時，可以發現：被認為代表中國文化的遺產，其實大多是皇權和士大夫上層文化的產物。我并不否定它們的成就，只是我們的確需要問問自己：這種曾經的封建上層文化景觀是否還能夠代表我們民族當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設計中這種文化身份喪失的危機表現尤其明顯。眾多國外設計師在中國土地上大肆“試驗”、“創作”的時候，我們必須捫心自問：我們試圖呈現給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國過往封建帝王的華麗與現代西方的紛繁之間，我們不知所措，中華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這是當代中國、也是世界景觀設計師應該思考的重要問題。

3．挑戰之三：“上帝死了”，我們的生活還有意義么？

　　祖母曾經告訴我：當一棵樹長大變老之后，會變成神，有精靈棲居；當一塊石頭陪伴我們的家園，日久也變為神，有精靈棲居，我們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嘗不是？祖輩們修建廟宇神龕用以供奉這些自然和先賢的神靈，它們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們曾相信是這些精神庇佑著我們的現世生活，還相信我們未來的生活需要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為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們的生活才充滿了意義。
　　過去幾年，中國有近4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載體，這個數字還以每年200萬的速度增長，他們的歸屬將在哪里？下崗的職工們，對于這些“以廠為家”的人們來說，他們的精神家園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樣，物質主義迅速地覆蓋著中國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中的每一個元素，包括我們的祖墳。我不能理解為什么不能在城市發展過程中保留這些過往靈魂的棲息地和當代人的精神家園。美國的第一個公園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而在我們的土地上，以往村落前神圣而意味深長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義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風水樹被剃光了枝丫，成為城市景觀大道上“斷臂維納斯”。土地和景觀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漸漸地，我們失去了與土地的精神聯系。

　　當然，我們必須清醒，不能一任懷舊而陶醉于農耕時代的田園牧歌之中。對應于一個高度工業化、現代化、全球化的社會，我們應該創建新的、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桃花源。景觀設計學則是實現這個“新桃源”的最合適的專業，而此時的中國，正是世界景觀設計學發展的最合適的時間、最合適的地方。西方人說：“這是上帝的旨意”，老子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矣！
　　那么景觀設計學應怎樣通過物質空間的規劃設計，保護和重建物質和精神的“桃花源”呢？

三、重歸“桃花源：”當代景觀設計學的使命與戰略

　　面對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文化身份的喪失以及人與土地精神聯系的斷裂，當代景觀設計學必須擔負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諧的使命，在這個城市化、全球化、工業化的時代里設計新的“桃花源”。

1．為什么“斯人”乃景觀設計學？

　　為什么景觀設計學能夠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為景觀是一個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這一界面上，各種自然和生物的、歷史和文化的、社會和精神的過程發生并相互作用著。卓越的博物學者、生物學家愛德華&＃8226;威爾森曾經說過：在生物保護中，“景觀設計將會扮演關鍵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環境里，通過樹林、綠帶、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夠很好地保護生物多樣性。明智的景觀規劃設計不但能實現經濟效益和美觀，同時能很好地保護生物和自然。”^[9]

　　而景觀不僅僅事關環境和生態，還關系到整個國家對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認同和歸屬問題。^[10]景觀是家園的基礎，也是歸屬感的基礎。^[11]在處理環境問題、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聯系方面，景觀設計學也許是最應該發揮其能力的學科。景觀設計學的這種地位來自其固有的、與自然系統的聯系，來自于其與本地環境相適應的農耕傳統根基，來自上千年來形成的、與多樣化自然環境相適應的“天地—人神”關系的紐帶。
　　要實現世界的可持續發展，我們遵循“放眼于全球，從本地做起”的箴言，而景觀正是“從本地做起”的最可操作的界面。

2．我們該做些什么？戰略和方法

　　景觀設計學要怎樣應對這些挑戰？作為重建和諧人地關系、主導學科的景觀設計學應該遵循什么樣的原則？

　　我強調三個原則：設計尊重自然，使人在謀求自我利益的同時，保護自然過程和格局的完整性；設計尊重人，包括作為一個生物人的需要；設計關懷人類的精神需求，關懷個人、家庭和社會群體與土地的精神聯系和寄托。這三個關于土地、人、精神的原則，要求當代景觀設計學必須調整自身的定位和價值觀。

　　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而來，決定著我們的未來；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珍視什么又將決定了我們應該在什么地方、保護和創建什么樣的景觀。針對這些問題，我有三個觀點：

　　（1）回歸景觀設計學作為“生存的藝術”的本原
　　國際景觀設計學，尤其是中國的景觀設計學，要想成為保障人類健康安全、重建和諧的“天地-人-神”關系的主導學科，就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起源問題。我們必須重歸 “生存的藝術”和監護土地的藝術，而非一門消遣、娛樂的造園術。麥克哈格說的好：“不要和我們談論你家的花園。不要向我們咨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樹。這些皮毛小事無需向我們求教，我們要告訴你的是事關生存的問題。”^[12](Miller and Pardal, 1992)

　　在半個世紀以前，已故杰出景觀設計學教育家佐佐木告誡我們：“當前，景觀設計學正站在緊要的十字路口，一條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類生存環境的重要領域，而另一條路則通向膚淺裝飾的雕蟲小計”^[13] (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數的例子外，過去十幾年中，世界范圍內的景觀設計學都朝著后者的方向發展了。我們應該在一些更為緊迫的環境問題上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這些緊迫的環境問題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護、文化遺產保護、以及土地保護和管理等。

　　我們已經和正在失去景觀設計作為生存的藝術。（圖3-7）

　　過去，景觀設計學在定位上存在著致命的弱點，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當作古老園林藝術的延續，這是大錯特錯的。豐富的園林遺產和眾多園林藝術的理論著作不但沒能幫助景觀設計學成為一個現代學科，反而扭曲或掩蓋了景觀設計學科的真正內涵。現在到了聲明景觀設計學不是園林藝術的延續和產物的時候了。景觀設計學是我們的祖先在謀生過程中積累下來的種種生存的藝術的結晶，這些藝術來自于對于各種環境的適應，來自于尋找遠離洪水和敵人侵擾的過程，來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種植、灌溉、儲蓄水源和其它資源而獲得可持續的生存和生活的實踐。

　　景觀需要重新發現^[11]，而景觀設計學也需要重新發現。這就是說為了使這個學科獲得廣泛的認同，更多的國際努力是必須的，通過強有力的實例，向人們展示景觀設計學如何在治理大環境和解決生存問題中扮演主導角色。

　　（2）鄉土與尋常：重歸真實的人地關系

　　關于鄉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尋常，白話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對于豪華和異常而論。要重建文化歸屬感和人與土地的精神聯系，我們就必須珍惜普通人的文化，關注他們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視對于腳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實的普通事物。

　　從中國的第一個皇家園林和第一個文人園林開始，鄉土便遭到了上層文化的忽略。奇異、矯揉造作和排場就成為造園的主流，它們與周圍尋常的環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徑庭。在“混亂”的、尋常的海洋中，創造一個奇異的、“天堂般”的島嶼，這便是一切古典造園活動的根本出發點，在中國和西方都一樣。法國的凡爾賽宮苑是如此，英國的花園則更是收集異國花卉的代表。兩千多年來，中國的皇家園林和私家園林皆以網羅奇花異草、怪石著稱。這種畸形的、上層文化的造園運動到了清代的圓明園可謂達到了巔峰，她簡直就是中國南方園林和當時西方貴族造園術的收珍獵奇。而她的最大的貢獻是加速、見證了中國封建王朝的滅亡。西方列強的一把火，使它成為沒落封建華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國的“城市化妝運動”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國和歐洲“城市美化運動”的后塵，但其實也正是中國自己的虛偽、空洞、畸形的造園傳統的延伸，是收珍獵奇、虛偽、排場、遠離鄉土、鄙視大眾嗜好的“發揚光大”罷了。在長達2000多年的時間里，造園藝術在尋找無意義的風格，無意義的形式以及虛幻的異常情調中，在虛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圖2、6、7）

　　這種情況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都一樣，直到最近我們才發現城市精英階層也像普通大眾一樣遭受著日益惡化的環境的困擾，他們的環境與生存困擾甚至比處于偏遠鄉間的農民還要嚴重，所以,重歸“生存的藝術”是時代對景觀設計學的訴求。同時，生存的藝術反映了真實的人地關系，而正是這種真實的人地關系又給予人們文化的歸屬感以及與土地的精神聯系。因此，現在到了景觀設計學重歸土地，重拾諸如在洪澇干旱、滑坡災害經驗中、在城鎮選址、規劃設計、土地耕作、糧食生產方面累積的生存藝術，重建文化歸屬感與精神聯系的關鍵時候了。

　　（3）景觀引領發展：“反規劃”途徑使景觀作為城市建設的基礎設施

　　應對時下的問題，景觀設計學應該做怎樣的調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迅速且無法抵抗，而“反規劃”是改變傳統發展規劃模式，主動爭取“天地—人—神”和諧的必由之路。這里所說的“反規劃”，是指景觀設計師和規劃師應該在城市建設發展計劃確立之前就通過識別和設計景觀的生態、文化遺產、以及休憩的基礎結構，引導和框限城市發展，即建立生態基礎設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在保障著生態過程的安全和健康、保護我們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與土地的精神聯系。^[14-15]

　　傳統的城市發展模式是蔓延式的擴張。很長一段時間里，綠化隔離帶和楔狀綠地被視為阻止城市蔓延的景觀結構而被納入城市總體規劃中。而目前在美國華盛頓地區以及中國各個城市的種種跡象表明：試圖通過規劃綠化隔離帶和楔狀綠地阻止城市無休止蔓延的做法是失敗的。失敗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過于隨意，各綠地元素和水陸生境之間缺乏必要的聯系；

　　2）可達性差，不易親近，綠地和建筑物間缺乏有機的聯系，利用率低；

　　3）被當作阻止城市蔓延的對抗和屏障，功能單一，缺乏諸如對防洪，遺產保護，棲息地保護以及游憩和通勤等綜合功能的整合；

　　4）當外圍發展壓力增加時，這些綠地很快地成為投機和尋租空間；

　　5）它們被各個行政管理部門條塊式分割，支離破碎，很難實現應有的功效；

　　“反規劃”途徑則試圖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綜合生態安全格局，將各種生態服務功能、文化遺產保護及人與土地的精神聯系，通過一個完整的，連續的生態基礎設施整合起來，擔當城市生態安全、文化認同和精神給養的功能。^[14]
從宏觀的區域和國土范圍上來講，EI被視為洪水調蓄、生物棲息地網絡建設、生態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設的永久性地域景觀，用來保護和定義城市空間發展格局和城市形態。

　　從中觀的城市尺度上來講，區域的EI將延伸到城市結構內部，與城市綠地系統、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車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遺產保護和環境教育等多種功能相結合。

　　從微觀的地段尺度來講，EI將被作為城市土地開發的限定條件和引導因素，落實到城市的局部設計中。

　　EI成為各種過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聯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護生態環境完整性、建立文化歸屬感以及為人們提供精神需求方面，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景觀安全模式。中國浙江省臺州的“反規劃”案例說明了這一點。^[15]

結語

　　千百年以來，我們的先民不斷地和自然界作較量與調和以獲得生存的權利，這便誕生了景觀設計藝術，一種生存的藝術，它生動地反映了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與聯系，記錄了人們的喜怒哀樂。知識、技術、連同可信的人地關系，使人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培育了人們的文化歸屬感和與土地的精神聯系，使人們得以生存而且具有意義。這些有關生存的知識和技術就是景觀設計學的核心。而這門“生存的藝術”，在中國和在世界上，長期以來卻被上層文化中的所謂造園術掩蓋了。雖然造園藝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關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虛假的。

　　在這個嶄新的時代，人與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舊時代的“桃花源”將隨之消失，人類生存再一次面臨危機。我們必須建立起一種新的和諧的人地關系來度過這場危機，包括環境與生態危機、文化身份喪失的危機和精神家園遺失的危機。這也正是景觀設計學前所未有的機遇，景觀設計學應該重拾其作為“生存的藝術”的本來面目，在創建新的“桃花源”的過程中擔負起重要的責任。為了能勝任這個角色，景觀設計學必須徹底拋棄造園藝術的虛偽和空洞，重歸真實地、協調人地關系的“生存藝術”；它必須在真實的人地關系中、在尋常和日常中定位并發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虛幻的“園林”中；在空間上，它必須通過設計和構建生態基礎設施來引導城市發展，保護生態和文化遺產，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諧。

　　中國的問題正在成為世界的問題，解決好中國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解決了世界的問題，因此，中國的景觀設計學也必將是世界的景觀設計學。

摘自景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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