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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1的教育框架中，具體內容部分被故意省略了。當將此框架應用于景觀規劃設計課程設置時，具體內容部分應該包括表2中所列的各個方面。

表2 景觀規劃課程設置

　　對于這次研討會關于向設計師（根據Simon的定義）教授生態學知識的主題，圖表中關于過程模型的橫向內容可能是最適合的。我認為，所有剛入學的學生應該掌握生態原理，并且作為最基本的準則。這些生態學原理的教育可以融入現場考察、案例分析、課堂授課和閱讀Carroll（1972），Hendler（1977），Dramstad，Olson和Forman（1996）等人的文章。所有這些教育可以用于初級設計課中。

　　對于已經有從業經驗的學生以及碩士研究生，他們的要求會更加高一點。在這個階段，更加具體的課程將是非常合適的，例如水文、濕地、土壤、野生動物管理和人類生態學等。這些內容也可以應用于設計課中，尤其是在大尺度比較復雜的跨學科項目中。在對這個階段的學生提高要求，提供更多深層理解的同時，我們還應該對他們的設計課提出更高要求。我們試圖幫助他們思考的模型，同時也應該成為比較和評價他們設計成果的根據。對于目前占主導的非正式評委會評價方式而言，這個評價過程并不常見，也不容易。但我在我所指導的每次設計課中都曾使用。

　　對于博士水平的學生來說，要求則更高。在這個層次，通過經驗模型來進行驗證雖然是常用方法，但還不夠。博士研究生應該能對生態學知識領域和應用領域做新的貢獻。比較好的例子包括Sharon Collinge，Kongjian Yu和Kristina Hill的論文。

　　Sharon Collinge（1995年景觀設計學Ph.D.[ 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共設兩類博士學位：Philosophiae Doctor （簡稱Ph.D.）和Doctor of Design （簡稱DDes）。前者側重理論或歷史方面的研究，后者側重實踐方面的研究。——譯者注]）的論文題目為《景觀中斑塊與走廊的空間分布：生物多樣性的結論與景觀設計的應用（Spatial Arrangement of Patches and Corridors in the Landscape: Consequences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作者在科羅拉多州Boulder地區的某原生草原上做了一系列關于昆蟲的實驗，以證實斑塊的空間特征、土地類型的轉化對物種減少、重新集聚以及個體遷徙等方面的影響。這些實地考察實驗不僅為研究昆蟲對小尺度棲息地空間結構變化的反應提供了重要信息，而且可以作為一個系統模型，以增加我們對大范圍景觀空間格局生態改造的理解。（Collinge，1995）

　　俞孔堅（1995年設計學博士）在題為《景觀規劃中的安全格局：以中國南部丹霞山為例（Security Patterns in Landscape Planning: With a Case in South China）》的博士論文中，研究了是否存在著某種景觀格局，可以最有效地控制景觀過程，而且可以提供最大可能的變化。在這篇論文中，俞孔堅提出了安全格局的概念，即某些對影響景觀過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的位置或部分。在此基礎上，俞孔堅對生態的、視覺的和農業的安全格局做了研究。例如在生態安全格局中，用基于最小累計阻力的表面可達性來表征動態的生態過程。在這個可達性表面上，確定了四種結構要素：緩沖區，源間連接，放射路徑和戰略點。經過定性定量分析的這四個要素，與確定的源一起就可以構成不同層次的生態安全格局。安全格局可以用來在同樣安全水平條件下，創建不同的改變方案。安全格局還可以限制變化模型，是空間博弈的基礎。（Yu，1995）

　　Kristina Hill（1997年景觀設計Ph.D.）的論文題目是《類型間模糊的表述方式：適應性分析中模糊數學、概率論、布爾邏輯和特定指數分類等方法的比較（The Representation of Categorical Ambiguity: A comparison of fussy, probabilistic, Boolean, and index approaches in suitability analysis）》。文中，作者在進行棲息地適應性分析中，采用四種方法表述類型：1）特定指數分類，采用一元函數定義不同類型中某特定漸變要素；2）布爾邏輯分類，采用二元函數定義離散關系的類別；3）概率論分類，也采用離散分類，但在指定事件和量化這些分類過程中允許隨機不確定性的存在；4）模糊分類，定義漸變的要素進行分類，但其中不同分類在同一變化范圍內存在重疊。論文討論了這四種方法理論上的相似之處和不同之處，并用來表述黑頂山雀（Parus atricapillus）空間分布的不確定性作為試驗。如果某個土地管理人員必須僅僅根據植被數據來預測某種動物豐富程度的，對馬塞諸塞州森林景觀來說，最有效的方法是采用三種相互重疊的模糊分類法覆蓋所有現有的植被類型。總的說來，模型的構建和使用主要側重于分類的模糊性，這樣可以促使模型的使用更加嚴謹，從而可以更有效地就保護與發展的問題與管理人員、規劃師和生態學家進行對話。這樣的方式將會比采用單個多因子函數模型更加有效。（Hill，1997）

　　然而，向設計師教授生態學原則主要還是針對入門級學生和專業級學生。我在哈佛負責協調和開設碩士研究生第四學期核心課程中的一部分。在這個學期之前，所有學生都已經上過Richards Forman的景觀生態學課。大部分學生已經在哈佛或者本科階段接受過相關領域的教育。可是他們先前的設計課一般不重視生態方面的考慮，而主要是在項目的尺度上進行“藝術化”的設計表現。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設計往往使得場地的生態環境更加糟糕。學生們在設計過程中很少考慮將生態和藝術表達結合起來的可能性。

　　在第四個學期，我教授一門“景觀規劃的理論和方法”的課程。該課程是根據先前所述的研究框架組織的，主要由一般講課和案例研究報告構成。講課的時間是精心安排的，這樣我講述理論和方法的時候與學生在設計課應用它們的時候保持一致。設計課分成了九個階段，從區域大環境出發到項目的尺度，再回溯到區域。設計課中的這九個子問題按時間，一般正好圍繞研究框架中的某個問題。盡管答案的順序不斷在改變，但最終總能找到足夠答案基本完成一個多尺度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