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生態旅游 促進風景名勝區保護
（2006年8月29日）
尊敬的邵琪偉局長、吳曉青副局長、王懷臣副省長、王志發副局長、各位代表、同志們：
今天，國家旅游局、國家環保總局、建設部三部門聯合在風景秀麗的九寨溝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召開生態旅游現場交流會。這是我國旅游事業發展的一次重要會議，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這次會議，將對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風景名勝區保護和旅游事業的可持續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也肯定會成為我國旅游事業發展和環境資源保護工作的里程碑。我謹代表建設部，向為召開這次會議給予大力支持的四川省政府、阿壩州政府的領導和有關方面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謝。
這次會議將重點研究生態旅游的發展問題，通過典型交流，推廣先進，加強引導，進一步明確生態旅游的發展方向，推進風景名勝區保護和旅游業發展的良性互動、協調發展。剛才，邵琪偉、吳曉青和王懷臣同志都作了很好的講話，我完全贊同。下面，我結合我國城鄉建設和風景名勝區的保護，就如何發展生態旅游講三點意見：
一、現階段我國發展生態旅游的必然性
首先，生態旅游是生態文明的召喚。自從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之后，世界各國對環境污染、氣候變化、能源枯竭和資源破壞等日益緊迫性的問題進行了反思，不約而同地認為第三個人類文明階段即生態文明的時代已經到來。這就促使人們回歸自然，希望了解進而改善生態環境。順應這一時代大趨勢，發展生態旅游，也是我們落實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的需要。人類旅游活動的本質是換一種場景和方式來審視自身的生活。古今中外的詩人和藝術家們往往就是從大自然中汲取靈感，進而有了引人入勝的佳作。世界各國無論所處何種生產力發展階段，其人們都對大自然有一種天生的喜愛之情。這種渴望親近自然的情緒，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劇而成正比地提高，也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會選擇大自然作為參照系來平衡日益繁雜和枯燥的都市生活。由此可見，生態旅游的內涵，是在充分利用大自然陶冶人的情操，進而給人們帶來精神上的愉悅的同時，強調人類應對自然和生態人文環境加強保護，倡導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它反映了人類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過程中對自身文明發展和生存環境演變的歷史規律性的認識和理解，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人類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共同愿望。所以，發展生態旅游順應了時代需求的大趨勢。
其次，發展生態旅游是我國旅游業發展的需要。眾多的特有物種和獨特的地理地貌是我國旅游業發展待挖掘的最大潛力。從旅游業的需求來看，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業的發展已經成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的支柱產業。聯合國專家經過對眾多發展中國家調查分析后得出了一個增長模型，凡人均收入超過1000美元的國家和地區，將會面臨兩個飛躍，第一個是城鎮化的飛躍，第二個是旅游業發展的飛躍。人均收入超過1000美元，就意味著人們的基本溫飽問題得到解決，人類的第一需求就將逐步轉向精神文化和旅游的需求。通過這個增長模型可以推斷，今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將是世界上旅游人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同時，21世紀也是中華民族崛起的世紀，是全世界人民了解東方文明的世紀，也是人類理解、推廣中華民族古老的“天人合一”、原始自然的生態觀的時代，這將促使我國的入境旅游人數急劇膨脹。因此，國內旅游需求的增長和境外旅游人數的急劇增長，這兩股洪流合在一起，就要求我們認真思考，在日益擁擠的現有的旅游資源市場上，我們還能夠為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提供哪些旅游資源，如何滿足他們日益增長的需求？從供給方面來看，僅僅我們建設部門管轄的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就有187個，再加上省級風景名勝區就有600多個。這600多個風景名勝區是當前我國旅游業發展的主要載體。盡管這一制度已經建立了二十多年，是我國比較成熟的旅游業載體，但也僅僅利用了全部景區資源的30-50%，其余50-70%的資源因為生態條件的限制而未被科學利用，必須要用生態旅游——這種新的旅游業態來進一步挖掘旅游資源的潛力。同時，我們還有自然保護區、國家森林公園等一系列占國土面積相當大一部分比例的潛在的旅游資源，都應該也必須通過發展生態旅游來加以利用，從而增加供給，滿足需求。
第三，發展生態旅游是我國擴大對外開放，宣傳我國和平崛起戰略的重要載體。國際上有些人將我國的發展看成是全球發展的洪水猛獸，看成是對世界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威脅，到處渲染我們的陰暗面，致使世界上許多友好人士和旅游者望而卻步、膽戰心驚，不敢到中國來，不敢來欣賞我們獨特的景觀和悠久的歷史文明。而事實上，大家從這兩天的參觀就可以看到，九寨溝、黃龍這兩個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從對資源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的水平來講，可以說是世界一流的。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局長和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們在參觀訪問了九寨溝和黃龍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以后，一致認為這兩個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的保護和管理水平完全可以成為世界的典范，許多發達國家都沒有達到這樣的水平。當然，這樣典范我國還比較少。但這說明了我們完全有能力以實際行動來駁斥國際社會有些人對我們的污蔑。通過大力發展生態旅游，吸引國外游客和友好人士來感受、體驗和欣賞我國優美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文化生活，以事實戰勝謊言。這種駁斥的效果不是我們新聞輿論的宣傳所能達到的。因此，發展生態旅游也是讓國際社會正確認識和了解中國的有效途徑之一，是我們國家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
第四，發展生態旅游是加快西部大開發的需要。西部大開發，如何開發？其實一直存在著爭議。西部不可能走東部開發的老路，即以引進外資、發展重工業開路、先污染后治理。西部的生態相對脆弱，西部的污染就等于是源頭的污染，是因為生態脆弱而難以恢復的環境污染。因此，朱镕基總理曾明確指出，西部大開發要建設成為全國的生態大屏障。這意味著西部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路子必須超越重化工階段，必須走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走服務業優先發展的道路，必須率先進入后工業化時代。而旅游業恰恰是成為這一個戰略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是主力軍。四川省去年的旅游經濟收入達1400億。這1400億的旅游收入是真金白銀，大部分可直接轉變為當地人民可享用的各種財富。旅游收入和工業產值產生的效益是不一樣的。如在江浙一帶，一家年產值200多億的計算機組裝大廠，其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是從國外進口，這些原材料和零部件在200多億產值中就占到180億，僅僅產出20億的附加值。同時，這20億的附加值中還有15億是投資者的利潤，200億的產值中僅有5億留給企業職工轉變成當地人民的財富，而大量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及污染全留在了中國。這20億的附加值是我們付出多少環境和資源代價才能創造的。我在杭州任市長時，杭州市的年旅游產業收入為上千億，盡管全市GDP達2500多億，財政收入有400多億，但是我們對這上千億的旅游收入尤其重視，因為這個是真金白銀，真正能夠轉化成老百姓的財富。它與一般工業的產值相比，其對真正意義上的富裕的貢獻不一樣，轉變為人民財富的程度不一樣。
第五，發展生態旅游是開拓生態補償機制新渠道的需要。正如我國的西部是整個國家的生態屏障一樣，星羅棋布的各類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自然保護區都是本地區不可缺少的生態屏障。這些生態屏障發揮了保護水土資源、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發揮碳匯功能等的作用。但這樣的生態效益是全國人民乃至全人類都可以享用而不用付出的。這就要求對我國大西北和其他生態保護區建立基于財政轉移支付基礎上的生態補償制度來對當地群眾保護此類“公共資源”進行補償。但由于評估和支付的困難，發展中國家至今為止都沒有實行這種合理的制度。而被列為生態保護區范圍內的人們不能開荒種植經濟作物，無法擴大牧場，無法砍伐林木出售木材，甚至被禁止挖掘礦藏和發展鄉鎮企業。史實證明，只有當居民們能夠從生態保護中獲得足夠的收益時，保護行為才可能普遍深入人心和持久化。在“正規的”生態補償機制建立之前，精心設計的生態旅游往往能夠很好地發揮此類補償功能。當旅行者為生態旅游掏錢時，他們實際上是為生態系統的服務埋單。整個交易的賣點是旅行者可以觀賞到多姿多態的自然生態環境或奇特的動植物來滿足和愉悅身心、增加知識和陶冶情操。但他們帶走的只是對大自然的美好感受，而非任何物質資源。而當地居民可以從長期分享保護區門票收入和各類旅游服務收入中獲得對保護生態環境而付出代價的回報。在這里，當地政府和居民們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貢獻被生態旅游市場的價格所確認。這種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補償新機制是非洲許多貧窮國家如哥斯達黎加、肯尼亞等三分之一外匯收入的穩定來源。在肯尼亞，生態旅游的收入與該國主要農產品出口物如谷物、咖啡豆和茶葉等所產生的總收入不相上下。這也持久地激勵當地人民更加努力地珍惜和保護自然環境。
綜合上述五個方面，發展生態旅游存在時代的必然性、可行性及一定的緊迫性。這是從符合我國國情的必然性，也是西部地區大開發的必然性，更是我們相關行業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對外和平崛起的必然性。
二、自然生態環境的基本特點和生態旅游的兩面性
生態旅游，也像世界萬物一樣，存在著正反兩個方面的效應。怎樣認清這正反兩個方面的效應，把利發揮到最大，把弊減少到最小？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從生態系統的基本特點來進行分析，從而找出相關的規律。該類系統的基本特點主要有三個：
第一，自然生態系統是一種動態平衡的系統。如從黃龍和九寨溝整個地形構造來看，其在地質上是古老的（二疊紀、三疊紀形成的海洋沉積帶至少有2-3億年歷史），而地貌上是年輕的（太平洋板塊和亞洲大陸板塊沖撞擠壓形成的，僅幾十萬年歷史），所以造就了一種獨特的景觀。它的地形、地貌、土壤、水環境、植物的多樣性、動物的多樣性、微生物以及小氣候等等構成了緊密相關、相互作用的一個龐大系統，而且與外界進行著能量、物質和信息的交換。這種能量、物質和信息交換之間的均衡，已經延續了幾千年甚至上萬年。這種系統的均衡一旦被打破、一旦失衡，就會造成生態系統的退化。發展生態旅游，既可以在這種能量、物質和信息的交換中加入良性因素，消除一些其他人為的干擾形式，但也可能加入不良因素，這就需要我們做出正確的選擇。因此，維持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是發展生態旅游的一個主導原則，要幫助自然界維持生態動態平衡。所謂動態平衡，當然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是可變的、可優化的，但也可能被劣化退化的。就九寨溝風景名勝區來說，它的生態是優化的，在沒有發展旅游業和實行國家風景名勝區保護之前，這里是森林工人伐木的主戰場，這些景區道路曾是運載木材的汽車道，再加上不當的“農業學大寨”，致使這里生態遭到巨大破壞。經過多年的保護管理，現在生態逐步得到恢復，動態平衡正在向良性方面轉化。
第二，生態系統既是脆弱的、敏感的，但又有一定的自穩定和自我恢復能力。如果外界對生態系統的干擾是在生態系統可忍受的限度之內，生態系統就可以消化、瓦解和適應這種干擾，就不會構成整體的生態惡化。為什么近些年浙江省、福建省生態系統全面好轉，其主要原因是能源替代，而不是人為綠化造林。老百姓不上山砍柴了，大自然的自我修復機制起到了重要作用。那為什么大西北有的地方荒漠化現象越來越嚴重，主要是因為人類的活動強度主要是放牧超越了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能力，導致生態系統的退化。因此，大西北的生態環境要比東部地區敏感的多、脆弱的多，不能走重化工道路。我們有的生態學家一談到保護區，就認為這些地區人類不能踏足一步，腳印都不能留下。他們的觀點，就是人類的任何行為都會導致生態的毀滅，忽略了生態系統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我修復能力。除此之外，科學研究已經證明：任何一個生態系統，其生物的多樣性越豐富，該生態系統的抗干擾能力就越強，更能夠適應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此外，生物多樣性又是新物種和人類新藥的來源。了解生態系統既是脆弱的，但又有自我修復能力的特點，這是我們發展生態旅游的基本條件。這就要求在發展生態旅游時，要著眼于保護該地區的生物多樣性以及把對大自然的干擾限制在生態自我修復能力的閥值以內，不要超越它的自我修復能力。這是生態旅游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基點和指導原則。
第三，人類對生態系統的干擾一旦超過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閥值，生態系統就會崩潰。這種崩潰和退化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如果要把已經崩潰的生態系統恢復到原來的狀態，原有的動態平衡，花費的代價是極其巨大的，甚至是不可估量的。例如，某個自然湖泊COD的本底值，假定為一年10萬噸，因為自然界、動植物本身也產生COD。如果因人類活動不斷地增加COD的排放，一直增加到一年50萬噸，增加了五倍，這個水體生態還可能是完整的，水質還非常好，就是水草更茂密了，它消化COD的能力更強了。但是一旦COD的排放超過它的閥值，假定它的閥值是50萬噸一年的話，超過50萬噸，這個水體生態系統就會突然崩潰。原來清清的水，突然就會變黑甚至發臭，原有的物種會突然消滅，取而代之的是單一物種藍藻的爆發。我國許多地方水體都出現這樣的問題。也許會有人問，如果把超過50萬噸的COD排放，減少到50萬噸能不能恢復原有的清潔水體？答案是否定的，把污染排放物減少到50萬噸，系統仍然是不能恢復，需要進一步減少，一直減少到它的本底值10萬噸左右，再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系統才有可能會慢慢地恢復，但原來特有的物種就永久性地消失了。這就意味著一旦一個地區生態系統遭到破壞以后，要重新恢復付出的代價是極其巨大的。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各地許多湖泊的治理花費了幾十億、上百億，如太湖、滇池等這些水體污染治理花費的代價遠遠超過了周邊工業發展的凈利潤。因塔里木河截流而引發西部沙漠大片胡楊林死亡，現在試圖花巨資把它們恢復過來，花費的代價就超過了當年截斷它的水源，開發“塞北水稻田”所產生收益的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所以，認識到這一點，就必須在開發生態旅游過程中始終貫徹生態保護優先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根據這樣的理論基礎提出來的。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污染排放物只要減少到原生態系統承受的閥值之內，生態系統就會自動恢復，這是機械論的觀點。而生態系統是一種活著的資源，它與其他種類的物質類資源是不同的。如要把它重新恢復，就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有的時候是不可恢復的。如黃龍和九寨溝的土地表層有10-20公分的腐殖土，它是黃龍、九寨溝整個地區動植物生態系統賴以生存的基礎，如果這層腐殖土流失的話，生態系統的基礎就崩潰了。要恢復這層腐殖土，那就需要上千年的時間。
根據自然生態系統的三大特點，我們可以從中分析生態旅游發展可能存在的利弊。從利的方面來看：
第一，組織良好的生態旅游活動，能夠對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提供有利的保障。而且生態旅游本身就是讓人們了解和體驗生態系統運作機制，接受現場的生態文明教育和知識培訓。它是一種學習自然、保護生態的高層次的旅游活動、宣傳活動和教育活動，應該成為環境教育、科學普及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使生態旅游成為人們崇尚大自然、熱愛大自然、保護大自然的學習之旅、科普之旅、保護行動之旅。要保護和利用它，就必須先要了解它，那就要通過生態旅游去接近觀察和理解它存在發展的自身規律。一些走極端的生態學家，他不支持人民群眾去接觸大自然，把保護大自然變成一小撮專家的行為，這根本是行不通的。大自然是全人類的，保護它也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覺行為。
第二，嚴格管理的生態旅游能夠滿足游客回歸自然的體驗，宣傳我國環保成績和自然遺產、風景名勝資源的保護成就，是防止被敵對分子妖魔化的重要手段。史實證明，良好的生態資源和環境，本身就是重要的旅游吸引力，而且將會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生態旅游資源，因為當今這個時代就是生態文明的時代。生態文明時代的生態環境能比一般的旅游資源產生更大的吸引力。當溫飽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時，城市里豐富的物質商品和與之相關的文化生活就是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資源；當工業文明興起時，代表工業文明的景觀，往往能成為最好旅游資源。當人類進入生態文明時代，生態環境就成為一流的、最重要的旅游資源。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對旅游資源的認識是不一樣的，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地演變，人們需求的興奮點也在動態地變化。
第三，發展生態旅游是促進老少邊窮地區迅速脫貧致富和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的必然途徑。西部地區的旅游基礎設施建設不能按照東部地區的形式，老少邊窮地區的脫困不能采取重工業化的方式，只能通過生態旅游的方式來得到解決，這是必由之路。甚至有的地方，除此之外，沒有第二條路。
第四，發展生態旅游，就可以防止和替代低級的開發方式對生態環境的更嚴重的破壞。比如，林業以砍伐森林為主，礦山以采礦為主，水庫以蓄水發電為主等等，這些都稱之為低級的開發模式。僅僅將美麗的森林、草地、湖泊溪河看成是木材、飼料或水電資源，就像把一幢歷史建筑看作是一堆磚頭，把畢加索的油畫看成是包裝布一樣。但組織良好的生態旅游是一種對環境保護有正向激勵作用和良性的開發模式。
大家都知道，200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蘇州召開了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在這個大會上要完成中央交給的兩項任務。第一項，就是高句麗項目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第二項就是要修改教科文組織形成的凱恩斯決議中“一個國家一年只能申報一項世界遺產”的限定。這個決議是幾年前在澳大利亞的凱恩斯市簽訂的，由于遺產大國和小國都贊成凱恩斯決議，改動的難度很大。我們認為這個決議對發達國家適用，但對中國不適用。中國現在正處在一個快速城鎮化的階段，每年進城的人口就有1500萬。中國因此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建材市場，一年建筑量相當于全部發達國家的總和，一年消耗的水泥是全球消耗量的45%，世界上所有的塔吊產品60%用于中國。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中國申請更多的世界遺產，是為了更好地保護這些遺產，主動讓國際社會來監督我國的遺產和生態保護。如果限制中國申報遺產，結果很有可能就是人類社會所共有的、獨一無二的世界遺產由于沒有受到國際社會的監督和保護，逐漸變成水泥，變成建材，最終失去其保護價值。最后，成員國代表認同了我們的觀點，全體支持我國的建議，使得我們順利修改了凱恩斯決議。這兩大任務都順利完成。從這里例子可以看出，我們完全可以把生態旅游作為載體來替代和防止低級的開發模式對生態環境和遺產的毀滅性破壞。
第五，生態旅游能夠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和諧社會實際上是追求自然與人的和諧、沿海與內地的和諧、東部與西部的和諧、城與鄉的和諧、二產與三產的和諧、工業與旅游業的和諧的集合，這些都是和諧社會的組成部分。生態旅游也承載了這個功能。因此，適時發展生態旅游的“利”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如果發展方針錯了，就會出現一系列負面的問題：
一是過多的人工化、城市化就容易產生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我們設立自然保護區的目的，就是要讓動植物獲得自由。熊貓保護區，指的就是要讓熊貓自由，游人要受限制。在九寨溝景區，動植物是自由的，人只能在棧道上走，不能踩出棧道一步，否則違反條例法規，應受到處罰。這是一種人類的自我覺醒，劃出一定的區域讓動植物獲得最大的自由，從而受到精心保護。而人類要受到活動方式和強度的限制。這同一般的城市、鄉村建設方針是完全不一樣的。城市和鄉村建設的目的，就要使人類有最大的自由度，而動植物則受到嚴重限制。所以，要認識生態系統自身的基本規律，不能用人工化、城市化來取代。
二是過量的吃、住、游和交通所造成的環境污染。例如九寨溝景區海拔最高的長海，是九寨溝的湖泊之母。長海的污染就會造成整個系統的污染。以前長海還有游艇，1999年朱镕基總理到這里考察，明確指出長海作為九寨溝生態之母，在這個地方就不能有游艇，不能產生任何污染，防止造成整個系統整體退化。從此以后把這個游艇就取消了，從而對整個九寨溝的生態保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由此可見，各地在發展生態旅游時，一定要學會自我限制。九寨溝內原來有幾百個攤販和餐館，污水亂排，現在集中在一個大廳內，所有的污水都打包運出去，這樣就能把污水和垃圾對環境的污染減少到最小。溝內的九個藏族村原住民的農耕活動基本取消，全部退耕還林，轉而為旅游服務，并獲得了更多的收入。生產方式的根本轉變，使溝內原住民從農耕時代直接進入到后工業時代，進入到服務業為主體的新時代。
三是游客超載，過多地干擾了動植物生存繁衍的環境，造成了土地板結、物種消失和生態功能嚴重退化。我國許多公園，包括北京圓明園都出現了這個問題，開發利用方式違反了生態系統動態平衡的基本原則。
四是不當開發模式，造成山體的滑坡，水土的流失，植被的破壞、瀕臨絕種物種的消失。
五是過強的市場化和商業化開發動力與政府管理缺位并存。資源開發的市場化、商業化的動力很大，但是政府的管理缺位，就會使得公共利益受損。生態環境資源是最優等、最高級的公共品，這種公共品的使用必須要在政府的嚴格管制下來使用，不能單純地交給市場。這是經濟學理論已經證明了的。而且這一類的公共品，不僅是中國人民的，而且也是世界人民的；不僅是當代人的，而且也是后代人的，一旦破壞是難以補償的，如果得到細心保護是可以世世代代永續使用的。
三、促進生態旅游健康發展的一些主要舉措
我在這里列舉的這些措施，主要也就是對黃龍、九寨溝風景名勝區實踐的歸納。黃龍、九寨溝是全國第一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環境綜合整治先進單位，也是第一批數字化管理的單位。我們幾個月前在這里召開了全國風景名勝區的數字化管理現場會。此外，從更大的地理范圍，即從四川省的典型經驗來看，嚴格管理的生態旅游完全可以做到興利除弊，促進經濟和生態的互動健康發展。因為有了這些寶貴的實踐經驗，實踐檢驗真理。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認為，中國有能力控制生態旅游對大自然的干擾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并把它對生態環境原有均衡可能產生的干擾減到最低，把它的優勢發揮到最大的程度。這也是中國政府的能力，是各級政府自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能力。我們首先要自醒，當然也要更小心謹慎地從事，因為生態旅游仍然是一個世界上尚沒有定論的新事物。通過這個現場會，我們要注重從實踐中來學習，從理論上來探索。
第一，發展生態旅游，要堅持和貫徹“嚴格保護、統一管理、合理開發、永續利用”的十六字方針。這個十六字方針，是溫家寶總理親自選擇確定的風景名勝區的工作方針。風景名勝區與一般的生態保護區有相同點也有所區別。我國風景名勝區制度建立的歷史比較悠久，管理機構較為健全，相關條例法規相對完善。所謂嚴格保護，就是要體現資源保護優先的原則。因為生態環境，與一般的旅游資源或者一般的自然遺產、文化遺產資源不一樣。比如，一棟老房子稍微有些破壞還可以修復；一個巖石山峰很漂亮，而且是比較耐踩的。這些物質化的遺產，本身具有很強的抗破壞能力，對它破壞相對較難。但生態系統是相對脆弱的生命體，它的三種特性有別于其他的非生命的旅游資源，喪失了生命就喪失了全部的審美特征和利用價值。從國外的實踐來講，英國ECOMOS，也就是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英國分會很強大，它下設的旅游委員會提出了旅游發展的七項原則。其中第一項原則就指出：“生態環境具有勝過它作為旅游資源的自身價值。它應該給子孫后代所享用，不僅給當代人享用。因此，必須堅持長期的保護和精心的維護，不應該受短期利益所左右。”因此，從這點來看，生態環境本身就是一種活的資源，是一種脆弱的、敏感的資源。如果保護得好，在它的生存閥值之內開展活動，它就會成為一種永不消耗性的資源，成為可以永續利用的資源。要深刻認識這一規律。這就是為什么要確定嚴格保護的原因。所謂統一管理，就是要處理好保護與利用的關系、短期與長期的關系、國家與地方的關系、中國與全球的關系。這要明確地落實管理的責任，這也是國際上所有的自然保護區或者國家公園資源保護最沒有爭議的一條準則。所謂合理開發，就是以對大自然和生態系統最小的干擾方式對生態環境進行利用，進行生態旅游的開發，達到雙贏的目的，促進良性循環利用。旅游資源是旅游業發展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保護旅游資源，就是保護旅游業自己。這十六字方針是相互聯系的，最終的目的就是將各種措施落實到確保資源的永續利用上。
第二，發展生態旅游，要科學地編制景區規劃。人人都認為規劃重要，但是規劃的本質內涵經常被忽視。根據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釋義，規劃有三層次的內涵：首先，規劃是一門專門的工程技術。它根據對生態環境保護和利用前景及后果的預測來進行整體空間布局的優化，對基礎設施、生態保護設施和必要的旅游設施進行合理布局，并優先安排用于生態保護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以求得以最小的人類活動干擾來優化整體空間布局，從而減少環境影響的一項專門的工程技術。其次，規劃是一種政府的法定行為。因為生態環境是一種典型的公共品，必須要用法律賦予的強制力來確保已經確定的規劃的實施。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規劃是一種工作程序，一個執法的過程，是一種管理體系。許多做規劃的人都忘記了這一條，規劃就變成了墻上掛掛，不了了之的“圖畫”。我國所有的森林公園、生態保護區等等都有規劃，但是沒有幾個是按照嚴格的程序進行實施的。沒有足夠的法定權力和強制力來保證規劃實施是一項不可忽視的通病。規劃是一項程序和控制過程，這是規劃的另一種定義。再次，規劃是現代文明的行動綱領，它一方面協調各種利益主體來達成共識，另一方面要使大自然保有足夠的恢復能力，對已造成的損失具有很好的生態修復能力。這就要把規劃作為行動綱領，來統一大家的意志，統籌各方面的行動，協調相關利益主體的步調。所以，生態環境類的規劃是生態文明的行動綱領。只有原則，沒有行動綱領，規劃也會落空；只有政府意志，沒有人民群眾的擁護，執法者也會變成孤家寡人。不了解規劃是這三大體系的有機組成，往往是有的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做好規劃工作，要遵循規劃學的內在規律。
第三，發展生態旅游，要加強景區建設項目的審批和管理。有了好的規劃，就必須要有嚴格的建設項目審批管理制度，才能確保規劃的實施。建設項目審批就要從項目的選擇和空間位置來考慮對大自然最少的干預，為人民群眾提供最大的便利，要追求生態效益、環境效益、社會效益三方面的統一。對黃龍景區纜車項目的審批就是一個范例，選擇什么樣的纜車，怎么樣選址，如何保護生態和景觀等等，都體現了決策的科學性和管理的嚴肅性。它的纜車所選的地址是一個對生態環境干擾最小的地方，而且高度上低于周邊森林的樹梢，對景觀破壞很小。這就是一種選擇科學性的具體體現。要做到在每一個項目的設計上最大限度地保護環境，施工中最小程度地影響環境，建成后最大努力地恢復環境，這三個“最”體現了對項目的嚴格管理。沒有嚴格依法的保護，最好的規劃也就會成為“空畫”。在九寨溝和黃龍風景名勝區，一個廁所的選址都要經過嚴格的程序審批。只有嚴格進行項目管理，這兩個景區才有今天這么好的生態，才能從原來對生態環境的惡性破壞變成了良性的恢復，才能從對資源的掠奪性使用轉向可持續的發展。
第四，發展生態旅游，要尊重和發揚地方文化，充分發揮原住民的積極性。我國的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不一樣。在我國許多地方，自然保護區和風景名勝區內都有原住民，不能簡單地把他們搬走。少數地方可以，黃龍可以，但是九寨溝就不行。我們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一是從歷史和實踐來看，任何東西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原住民與其周圍環境的和諧相處已經有幾千年，他們的長期存在就是一種合理。許多原住民，比如云南的納西族，他們不砍樹，不殺生，不得已砍一棵樹就要種三棵樹。九寨溝原住民就反對原來的林場砍林，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們世世代代就是因為盡可能少地向大自然索取，所以能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了幾千年。所以尊重和發揚地方文化，就是尊重幾千年證明過的以最小的干擾方式開發利用大自然的真理。二是從體現和挖掘旅游資源的價值來看，只有本地的、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自然生態資源沒有同一性，每一個地方的生態資源都不一樣。只有尊重本地的，才會有景觀的差異性，才會對游客有吸引力，才會避免旅游資源之間同質性的惡性競爭，才會形成景區之間相互優化組合，形成整體的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生態旅游的群體。三是從調動積極性方面來看，我們只有給原住民持續生存致富的生路，讓他們把低級的、農耕的或者工業化的開發模式轉化成后工業化的開發模式，從砍林變成護林、從破壞環境轉變成保護環境、從被管理者變成管理者，從農耕生活變成小商品的銷售者和地方文化的表演者。這樣就可以把對生態環境的干擾因素變成有利恢復的因素，就為他們找到新的發展致富之路，原住民就會比過去更加富裕，生活得更有尊嚴。
第五，發展生態旅游，要充分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和教訓，持續地進行深入比較研究。因為生態旅游作為一種新的旅游業態，世界上沒有統一的定義。大家都是根據實踐來進行不斷的探索和提煉。但這種旅游新業態國外畢竟先行了幾十年，我們應該充分的借鑒和汲取它們的經驗和教訓，實現以最小的代價、最小的錯誤教訓來獲得最大的成功。另外，生態資源的保護涉及到全人類，人類只有一個地球，保護瀕臨滅絕的物種，維護生態平衡是全人類的使命。在這一點上，國外各類學術機構、社會團體和政府是最愿意提供援助、最愿意無償提供知識產權、企業最愿意提供人員和技術支持的，這有利于我們借鑒和學習。
第六，發展生態旅游，要切實加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以維護生態旅游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四川的成功經驗，首先是全面實施景區的生態林保護工程，系統地治理景區生態環境來幫助大自然自我修復。其次是從拆除違法的建筑入手，全面地整治重點景區，把人為對大自然的干擾局勢扭轉過來。再次是優先建設生態環保和最必要的旅游基礎設施，并同時強化數字化管理。幾個月前，建設部在全國推行景區的數字化管理模式，就是以九寨溝為典型的。因為通過數字化管理，以3S（地理信息技術、遙感技術、全球定位系統）技術應用來以最小的代價來獲得最大環境監測的能力。第四是在交通等重點工程中全面貫徹生態環保優先的原則，那些“不三不四”的道路體現了對環境的尊重。我相信他們是在與那些刻板的公路工程師作了艱巨的談判后，才獲得成功，而這些“不三不四”的等級公路卻正是對當地獨特的地形地貌、優美的環境和生態最小干擾的工程典范，這值得全國學習。但更重要的是要全面加強環保的監測。我們強調風景名勝區的統一管理，只是明確了管理責任，不是說其他的部門不能進入景區監測，環保部門全球管理的原則之一，就是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環保部門不能監測的，它可以無條件的進入所有的領域和空間來進行環保的監測和管理。在我國的不少地方，環保為什么惡化，就是存在管理盲區，存在地方利益保護主義。所以，在發展生態旅游的過程中間，必須自覺克服這類盲區，讓環保檢測通行無阻。
最后，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我國有一個著名的文學家、劇作家李漁，他被世界許多西方國家學者稱為東方的莎士比亞，他說過一句充滿著東方文明的天人合一生態觀的經典名言。他說：山水者，才情也；才情者，心中之山水也。由此可見，一個管理者，心中如果有山水，才能堅持資源節約型、環境保護型的生態旅游開發的基本原則，才能為當代人和后人留下永續利用的生態環境；心中有山水者，其行動才能克服盲目觀和片面追求短期的經濟效益和局部利益；心中有山水者，才能正確地處理好保護與利用的關系，以保護為先來促進生態旅游資源的永續開發利用；心中有山水者，才能克服門戶之見，真正使各相關部門攜起手來，齊心合力地促進我國生態旅游的健康發展，做一個無愧于生態文明時代的科學發展觀的落實者。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