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tafavi，哈佛設計學院院長，主持了“建筑與都市主義”的專家研討會
專家成員名單：
Mostafavi（莫森&＃8226;莫斯塔法維）：哈佛設計學院院長
Alex Krieger（艾歷克斯&＃8226;克里格爾）：城市設計領域的教授
王林：上海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科研管理處和主任規劃師辦公室副主任（上海規劃委員會行政辦公室）
約翰&＃8226; C&＃8226;波特曼三世：建筑學碩士。 73屆校友，波特曼控股公司副主席
伍江：同濟大學副校長
俞孔堅：設計學博士。95屆校友，北京大學景觀設計研究院創始人和院長；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景觀設計和城市規劃與設計系兼職教授；土人景觀創始人、總裁及首席設計師
Mostafavi院長在開啟討論時指出，在哈佛設計學院（GSD）有三個討論設計課程涉及中國當今的問題（詳情見北京北部邊緣關于蘇家坨鎮討論設計課的報道）——每一個課程都以一定方式融入了建筑、景觀設計、城市規劃探尋可持續、生態健康的發展方式。
上午的小組討論議題寬泛，主要是關于上海的物質環境：中國都市主義的本質是什么？Mostafavi說，鑒于中國和印度 “表面城市化過程”（如在浦東周圍所呈現的），如何才能應對其變化和增長的速度？城市化在這些國家中發展的范圍和速度，規劃師和決策者究竟又將怎樣處理未來的城市化和它的基本原理？就浦東來說，他指出，是房地產開發和基礎設施配置的結果——這一結果使得建筑個體“這些物體”成為了目標，但實際上它們內部沒有建立起真正的社區。中國所謂的“二線”城市的成長會重蹈覆轍嗎？
Alex Krieger感嘆了他從同一間酒店房間所看到的現在的景色和18個月前有多么不同。他說，參觀拜訪各地可以是“令人下巴都掉到地上的體驗，”，進一步追問如此巨大的發展和變化是如何產生的呢？回顧歷史，他列舉了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芝加哥城市發展速度和高度震驚了歐洲游客。當代中國對于標志性建筑的推崇讓他想起了紐約證券交易所（其本身又是對巴黎歌劇院的緬懷）；他說，總的來說，中國的大城市現在正試圖復制和超越早期象征著偉大的城市如波士頓和紐約等城市發展的天際線。但由此產生的發展會引發幾個問題。
他首先回應Mostafavi，他說個體標志性的建筑物僅僅如此：而一個社區不但需要“結構”，也需要結構之間的某種組織。談到上海的摩天大樓陣列，他問道：“當你用完了形狀的時候會怎樣？”——這一時刻可能即將來臨。第二，Krieger說，這些建筑物是從鳥瞰的視角構思出來的，但卻輕視了地面上街頭市民對城市及其建筑物的體驗。第三，他惋惜在浦東寬闊的街道上，明顯的“戀車情結”造成了交通的擁堵（就像北京所經常面臨的），并對全球氣候產生了不利影響——但諷刺的是，美國人又重新使用起自己的自行車。
他說，當美國人正在重新發現認識他們自己建成環境的歷史肌理時，中國卻在“復制歷史，而不是珍惜歷史，” 例如，采用早期的形式來搭建新的肯德基快餐店。盲目地去重建而不是維護和恢復歷史結構，中國大部分的建成歷史已消失不見了。伴隨其消失的還有：人們所居住的場所也因大規模的拆遷和建設計劃以“驚人的程度”被霸占了。Krieger擔心，這一風險是加州的奧蘭治縣模式似的蔓延——一個對于中國來說不堪設想的前景，尤其考慮它目標是容納多達13億的人口。
Krieger指出，從建設和發展的速度中所獲得收益，也向我們提出很現實的問題，在已建成的環境中“質量被擺在什么位置”？
最后，他推測上海和亞洲其他特大城市將挑戰城市規模的極限：一個正常運作的大城市究竟能有多大呢？
他說，在歐洲和美國一個多世紀以前的城市化中產生了一個偉大發明的浪潮，引入了摩天大樓、污水處理系統、公園、多層次的交通、郊區和公共交通。他說，每一個城市元素都正在中國如火如荼的城市發展中發揮著作用，因而也提出了空前緊迫的問題，亞洲今天大城市的城市化又怎么產生與以往相當的屬于二十一世紀的發明呢？
伍江論述了上海發展成為世界中心遵從可持續城市的宏偉計劃。他說，浦東對標志性摩天大樓的重視，是源于1992年對該地區的特意規劃，當時的決定是要跨過黃浦江——本身就是一種象征性的措施——希望將東部地塊開發為未來的國際金融之都，從而有一幢高過一幢的建筑（420米高的金茂大廈、492米高的環球金融中心、以及現在還在建設當中的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廈），無一不彰顯著上海是“龍之首。” 他說，向上攀升到如此之高樓也是為了盡量減少對土地的使用，是追求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形式。
這座城市的發展（現在估計是在66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容納2千萬的人口）要實現目標，意味著不僅是要適當地擴大上海，還需要在更廣闊的地區建立9到10個新城。他說新的基礎設施擴建工程——包括一個新的遠離黃浦江濱市中心的大型深水港口，恢弘的浦東國際機場和快速發展的全國鐵路網絡的上海段——都將支持和容納這一區域性的城市發展。本地的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將包括四條環形公路及高速公路系統，以及潛力巨大的地鐵系統（目前其所有規模只達到了預期規劃程度的一半）。
同時，全市已覆蓋有公園和綠道。保護歷史文化遺址方面的努力也在不斷付出——不只是個體建筑，也包括整個區域，如黃浦江對岸與浦東區隔江相望、整飭一新的外灘商務區，——使他們能夠在變化了的城市結構中獲得新生。他還提到Krieger為外灘商務區設計了公園道——這是第一個綜合了基礎設施（外灘商務區的主要道路系統）和公共休閑空間的項目，這是上海重要的起點。 即將開幕的2010年上海世博會，特意地選擇了“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主題——傳遞上海將持續演變的重要信息。
John Portman，作為第一位（1990年）在上海現代化的浪潮中完成了項目的境外開發商，談了談他的一些工作經歷。早期的項目，為了使外國人適應在上海居住和工作，是自給自足的：周邊的小城市使得那些被委派到這個陌生地方的外國人能夠享受到國外的便利，使他們盡可能地從不得不投身到城市中的痛苦解放出來。而最近的項目相對來說不能那樣置身世外。他說，那些純粹為客戶而做的建筑項目，往往更易受到Krieger所提及的種種設計限制：例如用華麗的造型，塔樓裝飾性的屋頂來滿足開發商的欲望，他也暗示，由于缺乏一些必須的設計品質，他的公司已經實現了為自己的投資任務。最后，他介紹了一個20世紀20年代的社區尺度的革新項目——一個他認為值得未來為之努力的典范，而不是現在所常見的大規模的拆遷重來。
在這一點上，Mostafavi參與討論。歷史記憶在環境建設規劃中對于中國公民來說到底有什么用？他想知道，究竟有沒有變革。而Krieger說，中國人并不多愁善感使人振作——他們沒有過多地被過去所累，而像美國某些情況那樣在保護方面矯枉過正。但另一方面，鑒于中國家獨一無二的歷史，他擔心中國的發展會對過去變得健忘和敵視，帶來一個不受期望的轉向。
王林指出，當家庭生活在擁擠的破舊的小單元中將趨向于舉家搬遷。但是，這提出了一個關于誰有權讓他們搬走的問題，或是誰來決定一棟建筑是被整修還是土地再開發。上海僅有一個尊重居民的權利，讓其自己決定再利用他們社區設施的例子。她說，如果不出現更好的再利用實例，很可能更多歷史悠久的地區僅僅就永遠地消失了。為創造好的范例，——政府的責任是為歷史區域尋找到新的用途，并在他們內部創造出公共空間。而在這一點上，西方的經驗被認為是賦有成效的。Mostafavi指出，公私合作伙伴關系是西方成功的關鍵；他說，在中國，政府似乎是通過私人企業來實現迅速的、大規模的變化。在這中間找到一種平衡，政府可能需要是重新定位職責，并尋求發展途徑而不是追求高聳的新建筑，這是能構建起擁有公共空間的社區，是一項重大的挑戰。
俞孔堅看到了整體革新的機遇和需求，發起了城市建設中的“綠色革命”。他說，兩千年來，中國的城市設計模式一直沒有改變。他將之比喻為過去裹腳的陋習（所謂的“小腳”審美）：一種貴族式的、宮庭式的，以文人為中心的審美風尚，卻與農村生活的方式格格不入。他說，后者更貼近土地和自然資源。現代發展的實踐是靠純美學設計的驅動：化妝式的和表皮式的建筑物和裝飾性的植物。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做法完全是與中國龐大人口賦予其自然資源的巨大壓力背道而馳，也與其土地和水系統的承載能力南轅北轍。沒有什么比扭轉城市貴族化的審美更為棘手，這足以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創造更多的空間。
他說，這一設想應遵循“農村的大腳”——中國歷史上與自然的，綠色基礎設施、水系統及其生態承載力相一致的做法（所有這些在一個有著大量工程項目、混凝土防洪墻的國家里都是被忽略了的）。這將是界定公共空間的關鍵。（俞孔堅的景觀實踐，是以這些自然系統為特征的，而不是以審美或園藝為原則。）
這些思考促使Krieger重溫他對一個世紀前的城市革新的經歷。他說，所有這些創新都是資源密集型的。面對今天我們迫切需要的是資源節約型的城市創新。伍江指出，這種擴張，肆意消耗土地，是最具災難性的開發模式占用了基礎資源。Mostafavi希望對這些問題的審視能激勵推動創新，因為城市化已經遇到了真實的資源限制，就像倫敦對通勤交通的擁擠收費便鼓勵了電動車的使用。
一些討論者想知道，國家政府鼓勵多個城市中心的計劃是否可行，以及他們是否有精心規劃。伍江認為，個別的中心規劃，如上海，是可行的，但在更廣闊的區域內建立分散的城市中心，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權衡，它們是沒有做好準備的。例如，上海周圍新的衛星城如何實現經濟上的發展計劃尚不明晰。
Krieger認為，中國可能會更希望預見500個1百萬人口的城市而不是50個1千萬到2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實際上它們并不是朝著前一個方向發展的。他還指出，就現有城市的歷史區位來看，其發展和城市外擴張正在摧毀中國最好的農田，這不其他像其他國家，比如在美國，洛杉磯附近的蔓延決不會影響到位于達科他州的麥田。
一些發言者指出，政府需要發揮作用以引導開發結果。Portman說，政府需要為歷史建筑保護和再利用提供激勵機制。Mostafavi指出，政府需設立起城建審美標準，否則開發商將粗制濫造出出毫無吸引力的建筑物，彼此間卻毫無關聯；這一標準還必須要與切實，有意義的審核過程相配合。致力開發的Portman也同意，如果沒有這種改變，所有開發商都會追求自己項目的最高高度和自我滿足的設計獲得空中的幻想，地面上卻出現了畸形的社區。
俞孔堅再次指出，“生態都市主義”由自然系統及其制約因素所引導，可以實現街道社區尺度的融合，而不是時下奉行的“建筑都市主義”，只有孤伶伶的項目和標志性的塔樓。對北京和上海未來20年的巨大成長潛力，他的意見既有機遇，可以重新思考發展途徑；同樣也有警告，如果目前的實踐沒有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