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強勁動力。但如果不遵循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循序漸進，城市化就難以健康發展，不僅損害農民利益，也會帶來嚴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快速發展
●我國城鎮化率已達46.59%，只用30年時間就趕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歷程
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城鎮化率已達46.59%，我們只用30年時間就趕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歷程。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推進，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拓展了經濟發展和就業空間，促進了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功不可沒。
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副會長陳厚義說，從人口意義上看，城市化是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的過程；從地理意義上看，城市化則是一個地區的人口在城鎮相對集中的過程。“我國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發展到2009年的46.59%，應該說步伐是很快的。”
中央黨校教授向春玲表示，我國城市化速度在20世紀80年代較為緩慢，90年代速度加快，新世紀以來則大幅提速。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的陳甬軍教授說，中國已進入城市化率從30%到70%的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
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
●城市化說到底是人的市民化，而不是土地的城市化
城市化的過程是部分農村土地變成城市用地的過程，更是農民轉變為市民的過程。城市化的真正標志是進城農民有充分的就業和完全的市民權益。但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卻出現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9
中國城市發展報告》顯示，2001年至2007年，地級以上城市市轄區建成區面積增長70.1%，但人口增長只有30%。
當前，我國城鎮化率是46.59%，而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只有約33%。這意味著有13.6%即1.28億生活在城鎮里的人沒有真正城市化。許多進城農民并沒有成為真正的市民，還有一些農民坐地被城市化，成了“扛鋤頭的市民”。有學者把這種城市化稱作“半城市化”、“淺城市化”。
我國的城鎮人口統計的是在城鎮生活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指出，事實上中國的城市化率被嚴重高估，目前統計的6億城鎮人口中，至少有2億人并沒有享受到市民的權利。
一些地方推進城市化的沖動來自于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千方百計把農民土地變為建設用地，一些農民“被上樓”，一些村莊成建制地變為城鎮，違法拆遷、暴力拆遷時有發生，農民利益受到嚴重損害。
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成交總價款2.7萬億元，占財政收入比重達32.53%；5年來，全國共批準新增建設用地3300多萬畝。
重慶工商大學統計學院副教授易忠說，有“兩把剪刀”損害了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利益。一是通過強制性的征地拆遷，以非市場價格的補償，從被征地農民那里轉移財富，在城鄉之間形成城市化初次分配的“剪刀差”；二是通過住房所有者以住房產權不斷吸附社會增值財富，導致有房者愈富，無房者愈窮，形成城市化二次分配的“剪刀差”。
進城農民在享受公共服務方面不能和真正的市民對等，形成公共服務的分配不公。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昕分析，由于體制機制原因，很多進城農民難以獲得同市民一樣的社保待遇，并沒有真正融入城市。
城市化，應該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城市化，是改變“三農”弱勢狀態的城市化，而不是又一次以犧牲農民利益尤其是土地權益為代價的城市化。陳錫文指出，農民的住宅是合法的財產權益，而社會保障是政府應當提供的公共服務，不能說你要獲得我的公共服務，就要拿你自己的財產來換。這種換法，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長期致力于“農民市民化”研究的中央黨校學者王道勇博士告訴記者，在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被市民化”傾向已經引起廣泛的注意，但流動人口“被農民化”傾向則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流動人口往往被主流社會排斥，其利益常常被剝奪。城市化說到底是人的市民化，而不是樓房化和建制鎮化。城市化是農民變市民，而不是把他們變成亦工亦農、亦城亦鄉、顛沛流離、候鳥一般的“兩棲人”。
城市化不僅是漂亮的外表
●城市化要有內涵，要有充分吸納就業的能力
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產物，城市化應當伴隨著工業化的進程逐步推進，而不應人為拔苗助長。
農村問題專家、中央黨校教授曾業松表示，城市化不僅僅是漂亮的外表，而是要有城市化的內涵，要有充分吸納就業的能力，否則就只是一種表面的城市化。
由于工業化水平同城市化進程不相配套，一些地方大量被征用的土地長期閑置，大量進城農民得不到充分而有效的就業。
劉昕說，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動力，城市化又為工業化創造條件，城市化進程中，必須充分考慮工業化對城市化的支撐，考慮工業化對城市化的要求和配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國和日本的城市化進程，就充分考慮了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密切關系，并在社會公平方面著力，較好地實現了城市化。英國的“圈地運動”源于工業化需求而非城市擴張需求，面對大量失地農民，英國采取了很多措施。在住房方面，英國政府1868年和1875年兩次頒布《工人住宅法》，拆除貧民窟，建設廉租房。日本在城市化進程中十分重視農民的利益，一方面為進城農民提供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嚴格要求企業對勞動者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終身雇用制”的方式，確保農民進城后不會陷入困境。
“城市化好被子，更需要工業化好里子。”曾業松告訴記者，如果我們的城市化進程漠視工業化水平，如果我們的城市化離開了工業化，就是違背了城市發展規律，到頭來一定會受到經濟規律的懲罰。
城市化要循序漸進
●我國200多個地級市中有183個正在規劃建設“國際大都市”
城市化進程中的躍進化現象，有兩個明顯特征，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二是經營城市的沖動超越經濟發展規律。
曾業松表示，城市建設屬于公共產品范疇，過分依賴土地出讓金存在巨大風險。數據顯示，“十一五”期間，全國土地出讓每年平均達到660萬畝，這對有限的土地資源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目前，過度依賴土地出讓金償還地方債務的風險在積聚，一旦土地出讓金大幅下降，地方債務很難償付。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近日披露，通過審計調查18個省、16個市和36個縣本級，截至2009年底，這些地方的政府性債務余額高達2.79萬億元。
城市化追求超過現實需要，城市化就失去了其本來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就可能變形或者變異成過度的城市化。
向春玲分析了這種“大躍進”的表現。表現之一，就是盲目地發展城市，不考慮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表現之二，就是重發展輕污染治理，付出了嚴重的環境代價。表現之三，就是不切實際，貪大求洋。2010年8月揭曉的中國城市國際形象調查推選結果顯示，有655個城市正計劃“走向世界”，200多個地級市中有183個正在規劃建設“國際大都市”。
城市的核心是“市”，城市化的核心是“市場化”。 陳厚義說，目前的城市化依然強調政府去“抓”，而沒有真正依靠市場來“育”。中國的城市化既要政府推動又要市場推動，降低城市發展的非市場成本。這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尤其要注意的問題。
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張鴻雁教授分析，未來10—25年是中國城市社會面臨的社會整體變遷期，這期間，中國將有5億—6億的農業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這將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與地理變遷之一。這一變遷將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但城市可持續發展、農民流動、土地合理利用、區域整合、社會階層變遷、社會公平等問題，將隨著城市化的深化，呈現出由小到大，由隱性到顯性，由局部到區域發展的態勢，而各級政府對相關問題的研究和準備并不充分。
一方面是城市化的美好前景，一方面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病”，城市化之路究竟在哪里？就在尊重城市化規律，實現可持續發展。“十二五”規劃建議指出，完善城市化，要按照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帶小的原則，遵循城市發展客觀規律。這正是中國城市化前進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