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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倓虛大師（1875-1963年）是天臺宗第44代傳人，一生弘法、建寺、安僧，致力于弘傳天臺宗教觀和凈土念佛法門，對近現代天臺宗在東北、華北等地的傳播作出了重大貢獻。在倓虛大師的弘法生涯中，曾在其家鄉天津留下光輝的足跡，這就是重建大悲禪院。這是倓虛大師在中國大陸修建的眾多佛教寺院中的最后一座十方叢林，為佛教在天津的流傳與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大悲禪院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區天緯路中段東北側，時稱大悲草堂。清康熙四年（1665年），時任天津衛守備的曹斌在大悲草堂基礎上，修建了大悲禪院，供奉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并延請世高法師（1621—1700年）擔任大悲禪院第一代住持。

　　世高法師，號退居，是一位詩僧，曾與黃謙、張霔、梁洪等康熙年間的天津著名文人結“草堂社”，相互唱和，因而使大悲禪院名聲遠揚。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世高法師圓寂后，津門文人紛紛寫詩紀念。世高法師之后，了凡等法師先后住持大悲禪院。光緒年間，先有學文法師、后有祥麟法師曾為大悲禪院住持。特別是祥麟法師住持大悲禪院期間，曾修繕大悲禪院殿宇圍墻，邀請名僧升座講經，并開壇傳戒，遂使大悲禪院再度成為北方頗具盛名的十方叢林。

　　宣統元年（1909年），清政府頒布廢廟興學令，首以天津為試驗區。當地紳董出面組織廢廟興學委員會，沒收各處廟產。于是，天津佛教寺院只有千佛寺、海光寺和大悲禪院3座寺院沒被拆除。即使如此，占地近4萬平方米，建有100多間僧寮的大悲禪院也被人肢解。其中，大部分僧寮被法院、警察所、消防隊占用，而且僧人星散，呈現出一派衰敗景象。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天津甲戌講經會盛邀倓虛大師回家鄉講經。倓虛大師從青島湛山寺回到天津，為信眾講了《楞嚴經》。當時，李唐民等居士提議在天津修建佛教寺院，未果。5年之后，即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倓虛大師又回天津講經。時有周叔迦、張伯齡等居士倡議在天津修建佛教寺院，并請倓虛大師主持其事。倓虛大師與眾居士踏勘了幾處地方，最后商定在荒涼已久的大悲禪院原址上重建十方叢林。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春，開始籌款。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倓虛大師委托等慈法師代其監修工程。等慈法師利用舊有木料，首先建起后大殿即大悲殿5間、兩邊配房各9間，共23間。當時，正值日寇侵華期間，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后大殿竣工后，共耗資21萬余元，虧空5萬元。

　　面對此種情況，倓虛大師向大康鹽業公司總經理劉子明、上海鹽業銀行總經理王紹賢兩位居士寫信求助。劉子明、王紹賢接到倓虛大師的書信后，經過商議，每人資助了2.5萬元，合計5萬元，補上了虧空。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7月，倓虛大師抱病從青島湛山寺來到天津，與周叔迦、劉子明、王紹賢等居士商談重建大悲禪院大殿事宜，周叔迦、劉子明、王紹賢3位居士每人認捐1000萬元。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正月，倓虛大師冒著風雪，在青島購置了重建大悲禪院大殿所需木材，又在啟新洋灰公司募得600袋水泥，并用捐款陸續購買了幾千塊大方磚和部分舊琉璃瓦，為重建大悲禪院大殿開工做好了充足準備。是年春季，大悲禪院大殿重建開工，6月底竣工，共耗資1億多元。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4月，倓虛大師從東北講經傳戒來到天津。當他看到已經重建的大悲禪院，心中非常歡喜，遂與各位居士會見，道謝他們維護佛法的盛意。不久，倓虛大師應邀到香港弘法。從此，他便駐錫香江，對香港、澳門乃至海外佛教的振興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自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天津佛教居士盛邀倓虛大師主持重建大悲禪院始，到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大悲禪院重建工程竣工，歷時7年，陸續建成天王殿、大雄寶殿、大悲殿、東西配殿等建筑群，連同園林總計8000余平方米。在此期間，倓虛大師不僅多次蒞津，與諸位居士商定重建大悲禪院工程中的事宜，而且還親自募款、親自購置工程材料，為重建天津十方叢林傾注了大量心血。因此可以說，沒有倓虛大師，就沒有大悲禪院的重生，也就沒有天津近現代佛教的流傳與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當地政府落實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劃撥專款，油飾大悲禪院佛殿廊房，增修四周山墻，建造寮房，以作僧人生活之用；又請著名甲骨文專家、天津市文史館首任館長王襄先生題寫篆文“古剎大悲禪院”，鐫刻匾額懸掛在山門之上。

　　“十年文革”，大悲禪院遭到嚴重破壞。“文革”結束后，天津市人民政府積極落實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80年，大悲禪院修復工作開始，并重塑全堂佛像。1983年，經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重點開放寺院。1986年，正式對外開放。1987年，倓虛大師弟子大光法師自香港來津，參訪大悲禪院，恭送倓虛大師五色舍利22粒，并委托將其一半及倓虛大師袍衣送往青島湛山寺供養。大悲禪院于西院舊址前建造倓虛大師紀念堂，并于堂前奉安石刻舍利塔，緬懷老人巍巍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