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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獲得了世界遺產認證，遺產地的經濟收益將直線攀升。平遙古城申報世界遺產成功后，旅游收入從18萬元猛增至500萬元；黃山列入世界遺產后，旅游收入由數百萬元增值2億……然而，面對世界遺產這份自然與先祖留下的財富，遺產在開發的浪潮中又該如何進行保護，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的共同話題。

　　2009年歲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人民大會堂向我國江西三清山、南方喀斯特等5處世界遺產地頒發了世界遺產證書。聯合國官員視頻道賀，國務委員講話鼓勵，頒證、合影、代表發言，每一個環節都熱情洋溢。似乎對于遺產地的政府和居民來說，“申遺”已經承載了他們太多的希望與寄托，會場內各地的專家、官員相互道賀寒暄，言語中出現頻率最多的詞語，便是“成功”。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一旦成為世界遺產，當地居民的收入會因旅游人數的激增而上漲，當地政府也會獲得更多的項目支持。然而，面對世界遺產這份自然與先祖留下的財富，遺產在開發的浪潮中又該如何進行保護，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的共同話題。

　　“遺產”保護全世界都面臨的難題

　　當世界各國都在努力發掘自身自然文化資源，并竭力使之貼上“世遺”的標簽時，每年世界遺產委員卻都在對各地世界遺產保護的狀況進行討論，對過渡開發的世界遺產地進行了警示。幾乎在全球各地的世界遺產中，都面臨著過度開發、環境破壞的問題。處于黎以武裝沖突地帶的圣谷、神山林暫且不提，德國易北河谷因橋梁建設項目被大會多次討論，最終迫于壓力申請撤銷；阿曼某遺產地因堅持進行礦產資源開發而主動申請撤銷；我國三江并流連續5年被大會提出評估，麗江古城也被多次警告。

　　中國風景名勝區協會副會長王鳳武介紹：“我國遺產過度開發，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張家界武陵源、武夷山、麗江等。武夷山當初建設了大量的旅游設施，由于選址不當，建在了山上，導致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專家評估武夷山‘好像是淹沒在旅游設施中的一座孤島’。武陵源的問題也是如此。另外在麗江，雖然建設項目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當地的功能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原來的小鎮已經變成了一座旅游集貿市場，酒吧歌廳林立，所有沿街房屋都變成了商鋪。”

　　據資料顯示，一旦獲得了世界遺產認證，遺產地的經濟收益將直線攀升。平遙古城申報世界遺產成功后，旅游收入從18萬元猛增至500萬元；黃山列入世界遺產后，旅游收入由數百萬元增值2億元。

　　王鳳武認為：“世界遺產證書的頒發，等于給遺產地一種最高規格的國際認可。這必然會帶來旅游等經濟效益。遺產的保護并不是排斥旅游，反而應該將世界遺產更好地展示在世人眼前，關鍵之處是處理好保護與開發的關系，有時候兩者之間不可兼得，需要取舍。”

　　尋找平衡讓保護與開發實現雙贏

　　保護還是開發，似乎是一對永遠不可調和的矛盾。然而，在我國著名生態學家、北京大學環境學院生態學系教授陳昌篤看來，問題并非如此。

　　“這個矛盾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對遺產地進行合理的空間規劃，并嚴格執行保護規劃，實現功能分區，細致地規定哪些不可以動，什么區域可以建什么建筑。不是說將遺產地全部封閉就是保護，那樣做并沒有將世界遺產的功能發揮出來。”陳昌篤對記者說，“每一個旅游區都有自身的接待容量，管理者應該在保護和開放之間尋找到平衡點，避免景區遭到破壞，破壞以后就更沒有人能從中獲益了，是竭澤而漁。”

　　北京大學世界遺產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說：“不僅是世界遺產，包括國家級、地方級的風景名勝區，歷史文化名城名村等，都具有保護性、公益性和展示性這三大特性。如果因為經濟利益的驅動，將公益性變為集團私有，將保護性變成開發性，則必然會對景觀造成嚴重的破壞。在景區內建設樓堂館所，上重大建設項目，都是對這三大特性的違背。我們應該用最小的建筑空間滿足人們基本的需求，而不是如今某些景區內賓館、酒吧和店鋪林立。”

　　在謝凝高看來，推行“山上游，山下住”的開放模式，是解決景區展示壓力，實現保護與開發雙贏的最簡單辦法。“無論是自然遺產還是文化遺產，都好像一個博物館，向人們展示自然與文化的魅力。人們到那里是去參觀的，并非要在那里住店。“類似泰山、九寨溝等景區，應該推行‘山上游、山下住’，‘溝內游、溝外住’的開發模式，用規劃控制開發與保護的界限，在豐富當地經濟來源的同時，不要錯位開發、超載開發。”

　　尋找“短板”暢通管理路徑

　　采訪中，記者發現我國對于世界遺產的管理采用了統一管理與分部門管理結合的方式。風景名勝區類的世界遺產主要依據《國家風景名勝區管理條例》，授權各地住房城鄉建設主管部門，對規劃方面和重大建設項目進行管理；對于故宮長城等文物保護單位，則依據《文物法》管理；自然保護區分工管理相對復雜，主要依據《自然保護區條例》進行約束。

　　王鳳武對記者說：“我國實行的是統一管理與分部門管理相結合，就像房地產開發一樣，需要很多部門進行審批，這也是我國的行政管理制度決定的。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個問題自然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這便需要部門之間進行協調，才能夠得出一致的意見。我國的協調力度還比較大，在一些西方國家，協調方式需要經過大量的全民論證，很可能會議而不決。”

　　謝凝高認為：“要想管理好世界遺產，首先需要認識好世界遺產的價值，否則就不會懂得如何保護，更不懂得如何利用。如果決策人是正確的，那么值得慶幸，但如果他決策錯誤呢？即便是正確的，領導人員三四年換一班，水平良莠不齊，也很難保證政策的一貫性，可能前功盡棄。另外，景區管理還存在條塊分割多、關系錯綜復雜的情況，再加上沒有一部統一的法律對遺產保護進行監督與支撐，這些都是近年來我國遺產地負面消息頻發的原因。”

　　王鳳武也表示，雖然依據有關條例，我國文化與自然遺產歸國家所有，但實際運行中，某些地方的管理者借助擁有對遺產的實際所有權和處置權，出現了一味追求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情況，保護狀況令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