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KurtLewin)把環境分為物理環境、心理環境和時間環境，物理環境包括地理、氣候和建筑等因素，而心理環境是指人們對物理環境的態度，以及如何使用環境等。

　　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環境與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當代學者更多地傾向于研究文化發展對環境所起的作用和造成的影響。其實，環境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的生存方式、生產方式及行為模式或行為的社會規范。例如，物理環境(包括建筑因素、城市布局以及房間的格局等)不但能反映出它們所處的文化環境的特征，它們反過來又為其文化服務，它們會像文化取向、價值觀念、社會規范那樣影響人們的行為模式和規范。

　　西方一些文化學家及社會學家把世界各國的物理環境分成三種模式：網格模式、放射星狀模式和內外模式。其中，美國為典型的網格模式的代表。以紐約市的城市格局為例，紐約整個市區被東西和北南走向的街道分成了有規律的“網格”：按東西走向而依序排列的街道被稱作“大道”；按北南走向而依序排列的街道被稱為“大街”。另外，美國的高速公路體系也是這樣的布局：由東向西走向的公路依序為雙數公路；而由北向南走向的公路依序為單數公路。這樣的環境反映出的文化形式是演繹理性的、平等獨立的、實用快速的和直線式的。

　　放射星狀模式以法國為代表，特別是巴黎市最為典型。整個巴黎市區的建筑格局是一個以凱旋門為中心地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星狀體”，因此在巴黎人們常常會聽到“條條道路通巴黎”這句話。而如果你要從巴黎出發去別的地方，那么無論你走了多遠，都會有路標告訴你此時離巴黎有多少距離了。再者，幾乎所有法國的城鎮都有一個以市政廳為中點的中心地帶，而城鎮的其他區域都以此中心為中軸向外延伸擴展分布。甚至連法國政府部門辦公室的分布狀況也是以主要領導的辦公室為中心，其他辦公人員的房間則是以職位的高低而向外延擴散的格局。法國這種建筑環境反映出的是一種垂直的、等級制和集權式的文化形態。

　　阿拉伯國家的建筑模式是典型的內外模式。例如，這些國家的房屋建筑都裝有高大的圍墻和厚重的大門將內外隔開，“內”代表著女性、隱私和家；而“外”則代表著男性、公事、市場和清真寺等。人們習慣使用圍墻和大門來保護家庭或群體的領域或利益。女性甚至在出門時也要帶上面紗將自己與外界隔開。這樣物理環境反映出了內外有別、注重人際關系和忠實于群體及宗教的文化特點。

　　實際上，一座建筑的結構以及其內部的設計風格都會受它存在的文化的影響，反過來，它又會影響人們(居住者)的行為方式，甚至會影響到國家政黨的集體行為模式。英國和美國議會的建筑格局影響了兩國政黨關系的例子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二戰后，當英國在討論應該怎樣重建在戰爭中被炸毀的議會大廈一事時，首相丘吉爾就堅決主張議會大廈一定要重建恢復到和戰前一樣的樣式。他堅持認為，改變建筑的設計會導致政府實際工作方式的變換。正是在這種情景下，丘吉爾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語句：“我們塑造了建筑物，而建筑物也塑造了我們”。他清楚地意識到，人們可以把文化揉進建筑中，而這些建筑因此也就可以通過信息的傳遞而影響人們的行為。

　　雖然英美兩國都是具有兩個或多個主要政黨體制的國家，但是英國各政黨成員之間的忠誠度遠遠高于美國政黨；而且與美國人相比，以禮貌和保守著稱的英國人在議會辯論中卻比美國人更加激烈。這些異常的現象是與兩國議會建筑風格布局的影響分不開的。

　　英國下院是一個相對比較小的長方形房間，房間兩側面對面地縱向安置著五排綠色的長條椅子。在議會開會時，執政黨成員坐在左邊的長椅上，而在野黨成員則坐在右邊的長椅上。因為長椅上沒有扶手，所以各黨的成員必須肩并肩地坐在一起，面對著另一政黨的成員。其次，各黨中年長或需要發言的議員坐在長椅的前排，而年輕和資歷淺的議員則坐在后排，因此，英語中常用“backbencher”(坐在后排的人或議員)來指代黨內或各種組織內資淺或不重要的成員。再有，當需要對議案進行表決時，議員需要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到位于房間兩頭對應的兩扇門外的職員那里去投票，對應的兩扇門一邊是投“同意”票，一邊是投“反對”票。這樣，想要投與本黨成員不一樣選票的議員就必須在眾目睽睽之下走向另一扇門去投與其他成員不一樣的選票。這樣的房屋建筑布局就導致了英國議員在議會中的辯論更加激烈，以及黨內團結更加緊密的現象。

　　而美國參議院的議會廳是一個扇形的大廳，大廳中間有數個過道將各黨成員分開，各黨成員都坐在自己黨的一側，而且所有議員都面對位于房間前面中央的主席臺及坐在上面的議長。而且每個議員的椅子都帶有扶手，這樣就無需肩并肩地與其他成員緊密地坐在一起。而且當需要投票選舉時，每個議員只需按一下自己桌子上的“同意”或“反對”的按鈕就能完成自己的投票過程，本黨的其他成員完全看不到自己的投票結果。這樣的房屋建筑格局導致了美國參議院的議員在辯論時沒有英國下院的議員那么激烈，而投票選舉時也會更加遵從自己的意愿，而無需更多地考慮黨內其他成員的意見和顧及政黨的集體利益，這也就造成了美國各政黨內部的團結不如英國各政黨內部的團結那么緊密堅固的現象。

　　概言之，人們按照自己的文化塑造了周圍的物理環境，而環境又反過來塑造了我們的行為。我們可以說建筑是文化的載體，而文化是建筑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