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內閣成員迪歐達爾：

　　作為印度已故總理拉吉夫·甘地時期的技術顧問、內閣部長，印度軟件工業的規劃者和奠基人，迪歐達爾表示，“當時我向總理介紹了深圳、珠海、汕頭等地的經濟模式，并以此作為對照發展印度的班加羅爾經濟特區。”

　　迪歐達爾說，中國和印度30年來一直處在相互借鑒的發展道路上，“當年印度規劃班加羅爾參考了中國經驗，如今中國的成都、西安、大連等地又提出建中國的‘班加羅爾’，這是兩國現實的考量。印度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其城鎮化進程將會讓世界受益。”

　　“深圳模式”影響印度

　　記者：您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中國的城鎮化問題？

　　迪歐達爾：我第一次來中國是在1983年，我帶著產品來北京試圖銷售，就住在一家四合院里。令我記憶深刻的是，當時中國的深圳經濟特區，煥發著蓬勃的商業活力。

　　如今回頭去看，這就是一種城市化路徑。我看到中國有數據顯示，深圳的城市化率在中國排在第一位。

　　記者：那這次中國之旅對您意味著什么？

　　迪歐達爾：當時我仔細研究了深圳的經濟模式，發現中國當時的策略是發展制造業。回國后，我分析了深圳模式和當時正在美國興起的電信通信方面的發展情況，提出了“開放式的電子信息通信技術的自由化運動”。

　　這些研究成果，最終被印度政府關注到。1984年，拉吉夫甘地出任印度總理，我受邀出任印度電子工業部部長，并擔任他的技術顧問。借鑒中國的經驗，我們當年就在印度腹地規劃了班加羅爾市，這是印度的經濟特區。

　　記者：那你如何評價深圳和班加羅爾的兩種模式？

　　迪歐達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深圳和班加羅爾都是發展中國家推進城市化的有益嘗試，并通過城市化帶動了全國的經濟發展，甚至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

　　土地制度決定城市化進程

　　記者：孟買和新德里仍有大片的貧民窟，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迪歐達爾：有印度學者認為是“過度城市化”造成的，具體來講就是在城市化過程中，大城市迅速擴張，當時城市的基礎服務卻沒有跟上，交通、水、電、住房等一系列問題導致服務崩潰，從而造成貧民窟的出現。印度農民在進城后就開始劃地居住，貧民窟也就跟著壯大，擠壓城市空間。土地制度決定城市化進程，由于印度實行土地私有制制度，而且只要住戶不同意，就不能拆遷和征用。

　　記者：您在撰寫《Cinasthana Today》（今日中國）一書時，表達了怎樣的觀點？

　　迪歐達爾：我出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從印度的視角觀察中國。我試圖回答“什么是社會發展，測量它的尺度是什么”的問題。很多人認為，測量一個國家的發展實力要看GDP，但對于中國和印度時卻不全是這樣。現在我們談城市化浪潮，歸根結底是讓人生活得更好。

　　中印城鎮化影響世界

　　記者：印度去年的一場大停電，逾3.7億人受到影響，你怎么看？

　　迪歐達爾：基礎設施不完善，是印度城市化過程的軟肋。因此印度(2012-2017年)十二五規劃中，投資將主要用于道路、電力、供水等領域，希望能帶動城市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