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哲文給人的感覺像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善忘”自己卻銘記恩師，不趕時髦卻勇于創新、以退為進卻又以軟克剛、很惜命卻又善冒險……種種看似相悖的個性集于一身，卻又像太極兩儀般相融相生

一 “善忘”自己 銘記恩師

我有一位記者朋友采訪過羅老，因準備匆忙，之前并不知曉羅老曾經參與設計國徽，而在采訪中，老人也不主動提及。我去訪羅老，碰到了類似的問題。幸好案頭工作做得還可以，可以千方百計誘導他談談過去做過的事情。只是沒談兩句，他就收口，在他看來，這些都是在老師梁思成的指點下或者在其他同伴的協助下一齊完成的，他自己做的不足掛齒。

但我們依舊應該掃描一下這位古建衛士的戰績：50年代起，他騎著毛驢上長城，用山羊馱磚，修復了山海關、居庸關、八達嶺三個重點段；1954年，北京準備拆除北海團城，他多次找老師商量對策并多方奔走，梁思成面見周恩來總理，總理拍板最后保住了這一重要古跡；我國1991年成為《世界遺產公約》的締約國和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但是最初邁出的那一步，起于1985年羅哲文等4位全國政協委員的提案；由羅哲文主持維修的古建筑不計其數，由他呼吁而最后“申遺”成功的遺產也接二連三……

這里頭，最具傳奇色彩的恐怕是保住了日本的京都和奈良。1944年夏天，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轉入反攻階段，盟軍準備對中國大陸的敵戰區進行轟炸，以便消滅日軍的防御體系。為了保護好珍貴的地面文物，羅哲文跟隨梁思成來到重慶，用一個多月的時間，把所有應保護文物的精確位置標住到中國地圖上，交給盟軍。梁先生還特別向盟軍提出，應保護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被予以采納。由于此為軍事機密，羅哲文不明白為什么要在日本地圖上標柱文物地址，也沒有多問，直到日本把梁思成稱作“日本古都的恩人”并向羅哲文求證時，羅哲文才恍然大悟。

那么，羅老跟我談什么呢？他談京杭大運河的“申遺”，談“運河三老”中的另外兩老，談他的學生和弟子，當然，談得最多的，是他的老師梁思成。

羅哲文1940年考入中國營造學社。其時，梁思成是營造學社的主要成員，當梁先生發現羅哲文在繪圖技術方面的資質后，專門調到自己身邊培養。從削鉛筆、擦橡皮到實地勘察、繪圖儀器的使用等等無一不是手把手地傳授。

“文化大革命”中，梁先生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為了避免受到牽連，很多以前與他聯系密切的人都和他疏遠了。1971年年底，周總理要開展“文物外交”，把羅哲文從湖北咸寧的“五七干校”召回北京。羅哲文還沒放下行囊，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醫院，探望被迫害成疾的老師。看到久違的學生，梁先生高興得幾乎流淚。這次見面中，梁思成說：“文物、古建筑是全人類的財富，沒有階級性，沒有國界，在變革中能把重點文物保護下來，功莫大焉。”同時囑托羅哲文：“文物古建筑在保護修復方面,目前是非常重要的階段。本來已經有很多被破壞了，再也不能聽之任之了。我們要想方設法制止破壞，這是個非常艱巨的任務，我把這個重擔交給你了……”

羅哲文由此立志，一定要把自己的畢生精力都投入中國的古建筑事業，想盡一切辦法保護文物。我問羅老：“您覺得自己可以告慰老師的在天之靈了嗎？”“可以了。”他沒有猶豫。

二 不趕時髦 勇于創新

第一次來到羅老家，誰都會嚇一跳——成千上萬冊書籍把三室一廳堆得滿滿當當，書堆間留下的通道僅僅考慮了主人的容身量；同去的大個子小徐還需側身而行。

但有意思的是，這些書籍看似雜亂無章，但幾乎每一本，都夾著一些字條作為索引。根據索引，羅老查閱它們可謂易如反掌。誰都明白，在這些字條背后，是他驚人的閱讀量。

總喜歡捧上一本書的羅老，對紙質文本有種著迷般的親近感，以至于電子文本盛行的當今時代，他依舊習慣性地認為報紙和雜志是由排字房的師傅夾取一個個鉛字模子印出來的。他常常寫點文章，用極其漂亮的瘦金體謄在稿紙上。報社和雜志社需要電子文本，他倒是明白要上街找電腦房打印。打印出來，復印幾份，就拿著回家了，卻并不知道要拿個U盤把電子文本給拷貝進去。

不過，他居然知道如何用U盤來存放數碼照片。因為職業之需，他相機不離身，近來趕了回時髦，用上了數碼相機。一用，還真不錯，方便，不用換膠卷，還可以一氣兒拍上數百張。為了把照片送去沖印，難為他竟然學會通過U盤來倒騰。

對其他的電子產品，他則不太感興趣。他一年有2/3的時間在外考察，助手為了能夠隨時與他聯絡，給他置了一部手機。按鈕很大的那種，教他怎么使，很快就會了。他用的時候開機，打完立馬關機，助手依舊找不到他。

去探訪他的時候，他的夾克敞著懷，露出的馬夾有點邋遢。他從不會在意吧？一如他只是關注古建筑維修的細節，自己家里卻是方磚地面和粉刷的墻壁，沒有刻意營造的絲毫痕跡。我注意到他凌亂的桌子上有幾個特殊的茶杯，那是洗凈了的醬菜瓶子。這讓我想起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幾年前去采訪梁老的時候，遞過來的名片是一張裁剪了小紙片，紙片另一面打印著不相干的文字。俗話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倆都是梁思成的孩子，都遺傳了“父親”節儉的品格。在羅老看來，“這是愛惜別人的勞動，不管是吃的還是用的，都是人家勞動的成果，把人家勞動的成果浪費了，多對不起人家啊。”

這位在生活上幾與現代絕緣的老人，思想開放和觀念創新之程度，卻是新新人類也無法企及的。手頭就有個例子：近年來，他致力推動京杭大運河的“申遺”進程，倡導的概念很新，以至讓你大跌眼鏡。

2006年年初，羅哲文、鄭孝燮和朱炳仁“運河三老”給運河沿岸18個城市(區)寫了一封加快“申遺”工作的呼吁信。以京杭大運河“申遺”為契機的諸多行動隨之展開。2006年5月，大運河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這封信提出了兩個重要的原則：第一，京杭大運河是活著的。也就是說，你既要看以前的歷史，又要站在未來的高度，考慮近代、當代的一切怎樣成為子孫們的文物，怎樣使任何一個階段的符號，在京杭大運河上都不能空白，都不“斷流”。第二，中國的京杭大運河承載的“自然”、“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內容相互映徹而密不可分，應該納三種遺產形式合一申報。
    這兩個原則都是創新之見，而創新往往牽帶出質疑，尤其第二個原則，更是引來罵聲一片：“三合一申報，這有先例嗎？這不是瞎掰嗎？”

面對質疑，羅老輕聲但堅定地對助手說：“他們不懂。”不知道是因為曾經擔任過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副主席呢，還是因為名師出高徒，或者只是緣于自身的稟賦？他像個先知先覺的預言家一樣，讓我們心生敬佩又心存玄疑。

他有兩點理由：一是這條貫穿五大水系、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大運河，本身就交織著“自然”、“物質”與“非物質”三種形態的文化內容；二是雖然沒有先例，但可以創造先例，而全世界在理解“文化遺產”這一概念時，恰恰也經歷了從表淺到豐富的過程——在70年代之前，只有“古跡”、“遺址”之說；70年代，提出了“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概念，直到數年前，日本有一專家才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文化遺產”涵義的漸次深入，進而影響到“申遺”工作，目前，中國不少文化遺產已被評定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和“世界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雙遺產”，但“三合一”申報卻是從來沒有過的。對此，羅老有一個大膽的設想：“為什么中國人就不可以提出&＃39;三合一&＃39;的新概念？”

那么，我們如何讓這一新概念影響聯合國呢？羅老很干脆：“游說。”在他看來，“中國人和聯合國的人是平起平坐的。你不能逃不出章程的框框，相反，應該通過你的努力，讓章程變得更加科學。”說到做到，他果然走火入魔般的到處游說，事情漸漸出現轉機：如今，“申遺”路線圖規劃好了，沿岸城市爭先恐后參與了，聯合國越來越多的專家也開始對“三合一”感興趣了……

整個過程讓助手毫不掩飾自己的驚訝：“80多歲的年齡，在他身上根本不意味著終結，相反，這個老頭兒時不時甩出驚嘆號，可以讓世界震驚。”

三 中庸“墻頭草”，以退為進 幽默“嬉皮士”，以軟克剛

在2006年12月份的《中國國家地理雜志》上，羅老的助手發表了一篇文章《大運河流過2006》，編輯配發了兩張圖片，一張是杭州段大運河，另一張是北京通州段大運河。助手指著后一張說：“瞧瞧，大運河無厘頭地被拓寬了一倍，違背了遺產的&＃39;真實性&＃39;、&＃39;完整性&＃39;原則……”羅老打斷他：“誒，別這么較勁，還是以團結和鼓勵為主。”

助手告訴我，當一件事情因為出現分歧而很可能影響到進展的時候，羅老慣常的手法是“和稀泥”。“咱打個比方吧。”助手說，“你和我吵架了，找羅老評理，他哼哼唧唧絕不表態，只是說，&＃39;咱想辦法更快一點，把事情再往前推一推。&＃39;但要是我們分頭找他訴苦，他就既表示認同又進行安慰。嘿！這老頭兒，說得好聽一點是具備傳統知識分子的中庸的美德，說不好聽啊，就是&＃39;墻頭草&＃39;。更逗的是，愛喝幾兩小酒的他，酒后非常清醒，從來不哥倆好啊，去搞什么拉幫結派。”羅老看似文弱，卻有一種抓大放小、以退為進的氣度，從來不在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上傷腦筋。

各種各樣的人與事，他一概包容；各種各樣的困難與挑戰，他坦然面對。這恐怕是他與老師梁思成的最大不同之處：梁先生至情至性，為老北京大拆城墻而痛哭流涕；羅哲文則釋然而堅韌。助手告訴我：“有個電視臺跟著他走了一趟運河，想把他拍成一位在痛苦中掙扎的，到處呼吁卻沒人理的人，這顯然不會如愿。他不會掙扎，更不會流淚，他只是永不放棄。”

“別看他好脾氣，主意可正著呢！認準了的事兒啊，你甭想扭轉他。”助手這些天軟硬兼施，想把羅老勸到家門口的安貞醫院去檢查檢查——9月份考察井岡山時摔了一跤，羅老沒當回事，可至今胯部還有點不適。羅老笑呵呵地說：“我不去。”“為什么呢？”還是笑呵呵的：“去了就壞了。”“壞哪啦？”依舊笑呵呵的：“反正就是壞了。”

羅老向我炫耀：“我身體好，不用去醫院，已經好幾年沒去了。”助手嘆口氣：“你就是拿他沒辦法。”一個人如果非得想用自己的想法影響別人，要么就是拍桌子，要么就是好脾氣地一遍又一遍地說。很顯然，羅老屬于后者，最后讓你不得不服了他。

有的時候，羅老還會故意制造一些幽默效應，讓你忍俊不禁，來一句：“這老頭！”2006年4月份，在杭州段京杭大運河的一艘游船上，羅老的現場“秀”讓所有人笑彎了腰。早春時節乍暖還寒，助手堵著從船艙到甲板的小門，不讓羅老出去以免著涼。羅老曾經多次考察大運河，早已經給兩岸拍過很多照片，但他這次又不安分了，老惦記著上甲板再拍幾張。助手說：“拍什么拍，景點早過了。”突然，羅老轉身、彎腰、扭頭、瞪眼，緊張兮兮地說：“那我趕快跑。”還真小跑一段，然后停下來，朝大伙樂。大伙笑翻了：“活脫脫一只老猴子！”
    我去訪他的那一天，會客室內，書櫥門上貼上一張紙，上面是“無煙室”三字。后來通過助手才知道，這是羅老的愛人楊阿姨貼上去的，她不喜歡羅老在家抽煙。羅老還真聽話。他對老伴的感情讓年輕人都看著羨慕，在外考察，每晚必打電話，匯報行蹤。而能讓羅老暫時克制煙癮的，除了老伴，還有一樣——只要一靠近文物區域，哪怕剛抽上幾口的煙，他也一準掐了。文物保護單位嚴禁吸煙，這一規定在羅老那里早已經成為根深蒂固的意識。

四 珍惜生命 熱愛冒險

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東緣的羅布泊，曾是中國古代“絲綢之路”上的要沖，因其極為惡劣的自然環境，被稱之為“死亡之海”。科學家彭加木在這里失蹤，旅行家余純順在這里遇難，但羅哲文卻在三年前，帶領一支考察隊穿越了它！

我驚訝于他在這段旅行中所表現出來的勇氣，然后這一非凡之舉，在他看來竟是遺憾：“我們乘坐汽車，穿越腹地，數天就完成了考察；如果還有機會，我一定要徒步圍著&＃39;湖&＃39;邊走，沒有兩個月是走不下來的，但唯有這樣，才能仔細考察那一帶的漢長城遺址。”

這并非異想天開，他有硬朗的身板作為底子。在機場，助手用攝像機拍羅老如何提包，如何托運行李，如何過安檢，“那一招一式，跟個棒小伙子沒啥區別。”2006年5月份，羅老騎自行車摔跤后沒兩天，又隨一伙人考察運河山東段，非得攀登河邊一座古塔，年輕人怕他再摔著，保駕左右，但塔太難爬了，別人都爬不上去，最后只有羅老登上了塔頂。

羅老說他很惜命，怕隨著年齡的增大，很多事情會變得力不從心。但對于壽命，他更多表現出了一種信心：“經常從事田野工作，能呼吸新鮮空氣，能爬山鍛煉身體，能開闊心胸，所以一般都會長壽。哪怕經常摔跤，也沒有關系。”

很惜命的羅老，有幾次卻差點丟了性命。

1951年，羅老考察山西的應縣木塔。它高達60多米，是世界第一高的木塔。羅老在拍照時想照到塔頂，可他當時的照相機是沒有廣角鏡的，沒辦法，只好不斷往后退。這時，后面有個東西擋住了，回頭一看，是古建筑物房基上常見的那種木刻的“仙人”與“走獸”。一瞬間他驚出一身冷汗：要不是它們擋著，后果不堪設想。

還有一次，1995年3月，他陪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去峨眉山考察。當時大雪封山，他們走了幾梯臺階后，就再也看不出腳下的臺階在哪里了。大家考慮羅老年齡較大，就建議他坐滑竿，被堅決拒絕。可沒走幾步，突然發現羅老不見了。往下一看，原來滑了下去。在場的人非常緊張，趕緊下去拉他起來。羅老的腿摔傷了，左膝蓋疼痛難忍，但依舊堅持同大家一道往前走。

都說“吃一塹長一智”，但吃了好幾塹的羅老，愣是沒長記性。2006年9月，考察井岡山時摔的那一跤，犯的也是同樣的錯誤：想拍全景，拿著相機不斷后退，最后摔溝里了。

采訪手記

近段日子，探望過一些年事已高的“大家”：95歲的學術大師季羨林、92歲的“中國第一玩家”王世襄、89歲的紅學泰斗周汝昌……與他們相比，即將迎來83歲生日的古建筑專家羅哲文算是一個“小弟弟”。

按說，這把歲數也該頤養天年了。頭三位尊重自然規律，幾乎足不出戶；羅哲文偏不！他嘴上自嘲“棺材瓤子”，卻非得做出恐怕只有幼兒園小弟弟才做得出的離經叛道之舉：我去看他的這一天，他居然像猴子般身手矯健地登房上屋，“指點”恭王府大梁的修繕方案。

按說，具有探險家素質的他，應該搭配上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有棱有角的臉型。但整理相片時，有點無奈：“每一張都不太容易找到眼睛。”這使得他柔和的面龐和靦腆的微笑分外搶眼。據說，在他八旬壽辰時，長他8歲的文物界元老鄭孝燮前來賀壽，用啥詞兒點評自己的兄弟呢——“內秀”。

按說，靦腆、內秀的他一定有個好性情，但他的助手說話了：“那是假象，骨子里擰著呢！”2006年5月，羅老騎自行車，腳蹬子掉了，他重重地摔倒在地，在路邊躺了一分鐘，艱難爬起。這一跤摔得不輕，血把膝蓋外的褲子浸濕了。可偏不去醫院，誰也說服不了他。他有一招土辦法：涂點云南白藥，捋起褲腿對著太陽暴曬，夏天可以堅持好幾天不洗澡。

按說，這么擰的老頭兒不懂得妥協。那你更錯了！他對“以退為進，以軟克剛”那一套，掌握得爐火純青，總能將看似艱難的遺產保護一步一步往前推。我開玩笑：“您若是早點改行，恐怕就沒龍永圖什么事了吧？”助手搶先來一句：“此言極是！”

按說、按說……可你哪里知道，這位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的得意弟子，這位曾經主持維修長城和布達拉宮等國寶級古建筑、曾經參與國徽設計、曾經讓中國的諸多古跡乃至追隨恩師挽救日本的京都、奈良兩個古都使其在戰火中幸免于難的“文物守護神”，有著說不盡的傳奇——但別再“按說”了，因為他從來不按常理出牌！

羅哲文簡介

1924年出生，四川宜賓人。1940年考入中國營造學社，師從著名古建筑學家梁思成、劉敦楨等。1946年在清華大學與中國營造學社合辦的中國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1950年后，先后任職于文化部文物局、國家文物局、文物檔案資料研究室、中國文物研究所等，一直從事中國古代建筑的維修保護和調查研究工作。由他親自設計或主持方案的維修項目有萬里長城、西藏布達拉宮、青海塔爾寺、山西太原晉祠、朔州崇福寺等。

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塔》、《中國古代建筑簡史》、《長城》、《長城史話》和《中國帝王陵》等。

現任國家文物局古建筑專家組組長、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

題外語

如果說這篇“近距離”——比起大家所能查到的有關羅哲文的資料——更加關注當下，且致力于呈現這個人物的某些性情的話，那么，我得感謝一個人，他是羅老的助手齊欣。

齊欣說：“羅老的威望是做事做出來的，他還真不會講故事，但我會。”齊欣的父親和羅老同歲，母親和羅老同在文物系統。打小，他就認識“羅爸爸”，而他做記者生涯最先跑的“口”，就是文物口。2005年的一天，他沒來由地念頭一閃：“我應該可以為羅老記下點什么。”于是，在做好自己本職工作之外，齊欣開始以助手的身份，跟隨羅老至今。

2006年整整一年，羅老是大運河“申遺”工作的靈魂人物，齊欣幫著鼓與呼。他的一些哥們看不懂了：“齊哥，你玩得真&＃39;洋&＃39;。我們怎么看不出盈利模式？”的確，齊欣一路跟隨，不賺錢反而貼錢。感染他的，正是羅老不計私利的品性和高瞻遠矚的使命感。“這個老頭兒，魔力大著呢，從不要求你跟著他干，可你總是屁顛屁顛地跟在他的身后。”

“羅哲文助手”這一身份，讓齊欣頗感榮耀。但羅老自覺“受用不起”，每每向客人介紹齊欣，總是說“這位是人民日報的著名記者。”齊欣又好氣又好笑，等客人一走便問：“干嘛不說我是您助手呢？”羅老說：“我怕虧待了你。”

羅老的這種介紹方式，久而久之讓齊欣滋生了心理饑渴，唯有聽到大家叫他“助手”才會通體舒坦。這篇“近距離”故意在最后揭秘他的身份，正是想達到那樣一種功效；同時，也通過此文，向所有跟隨羅老的后輩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