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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聿銘：魚與熊掌兼得
貝家在蘇州已有600多年的歷史，蘇州著名的園林獅子林以前是貝家的產業，貝家擁有這個花園長達百年。在這座以石頭聞名的庭院中時常穿梭著一個男孩游戲的身影，他就是以后行走在世界建筑叢林中的佼佼者，建筑師——貝聿銘。 獅子林的石頭形狀奇特，凹凸有致，似乎一半是生命一半是石頭。當時的園藝工人都是藝術家、雕塑家。他們看一眼石頭就能找出可塑的地方，然后開始鑿刻。他們會把原來的窟窿做大或鑿些新的窟窿在上面，完全按其天然的形態和長勢。然后將石頭放到湖岸邊，由水波的拍打完成這些作品。當水將石頭磨得圓潤，他們就把石頭搬放在園子里，說：“這才是我們要的石頭。”通常父輩們將石頭放入水中，而由下一代將石頭撈起。這是一種只存在于蘇州當地的技藝，從這門技藝里，年幼的貝聿銘發現了時間對于一件藝術作品的重要性，這一發現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以后所有的設計。 “沒有一件優秀的作品是在瞬間完成的，是可以不經歷時間考驗的。對建筑來說也是一樣，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對它做出正確評價。所以我認為時間是很重要的，起碼在我的工作中是這樣的。” 中國的烙印 貝聿銘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到了17歲才踏上美利堅的土地。所以貝聿銘自己說過：“我還是中國人，雖然我在美國住了60多年，我還是中國人，我的看法還是中國的看法。” 貝聿銘出生前5年，末代皇帝溥儀被廢除了皇位，中國正掙扎著尋找新的社會秩序。貝的祖父是一位典型的舊式文人，作為長孫，跟隨著父親居住在上海的貝聿銘，經常被祖父召喚回蘇州老家，接受他帶給貝聿銘的傳統儒家理念的熏陶。 1920年，貝聿銘10歲時，父親由香港遷至上海，擔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主管。一個大都會，“東方的巴黎”就這樣融進了貝聿銘的視野。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代表著時髦與浮華。有人說，沒有比這里更緊張刺激的生活了。在這個所有人都能卷入的大旋渦里，富人可以更有錢，窮人可以做夢與祈禱。這是個摩天大樓與污水溝、闊太太與三輪車夫、凱迪拉克與牛車都兼而有之的城市。這個時候的貝聿銘在上海青年會中學，學得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的同學說從那時起，他就有說服別人的才能，而且他很善于推銷自己，最適合當律師，沒想到卻成了一個建筑師。 周六周日，無所事事的貝聿銘會在桌球房消磨掉所有的時間。桌球房對面就是大光明戲院，不遠處一棟新的高樓正在拔地而起，那是聞名遐邇的國際飯店。“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天天去看，越來越高，……23層高的建筑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件不可思議的大事，像在紐約建一個百層高的樓。當時作為一個年輕人我向往能建造這么高的建筑，也許當個建筑師。” 坐落在上海南京西路216號的大光明戲院和60年前沒有太大的變化。貝聿銘的叔叔貝祖源回憶說，貝聿銘在那個時候就學會了用英文唱歌，在電影院里看最新的好萊塢電影，西方文化對上海青少年來說并不陌生。但是就在上海，像貝聿銘這樣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仍然無法加入網球俱樂部，這對貝聿銘的內心造成了一種間接的壓力，周圍人對權勢普遍的認同，也因此造就了他一生永無休止的雄心。 有夢想，也有野心，成功的故事就這樣悄悄醞釀開來。 中學畢業后，貝聿銘面臨著對未來前途的選擇。他的父親建議他從事金融業或者去學醫，但貝聿銘太清楚父親從事的職業有多么艱難，銀行家的生活前景不能給貝聿銘帶來一絲的快樂，在貝聿銘的心中真正令他好奇的唯有那棟建設中的大樓——國際飯店。“當時它是遠東最高的建筑。聽說國際飯店會蓋26層，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所以每周六都要去看看它往上冒。” 貝聿銘說：“小時候看建筑物除了在上海看了一點高樓以外，沒有什么特殊的東西。對于我為什么走到建筑這條路，一半當然是因為我對這方面有興趣，一定是有的，不能說是沒有。但是，是到了美國才明白建筑是什么東西，因為在中國不大明了，在中國談建筑，建筑是可以分3種。一個是在藝術方面的建筑，一個是在工程方面，就是結構方面的，也是建筑。做這種結構生意的人也是建筑，包商也是建筑，所以這3個都是不同的，我在中國的時候并不太明了，這個里面怎么分別，到了美國以后，才知道這3個大不相同，所以在藝術方面的路是我自己走的。” 不滿18歲的貝聿銘背井離鄉，遠渡美國，開始他的建筑師生涯。“那時我第一次離家，而且是自己一個人……我以為我會動情，會落淚，結果完全不是那樣。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幸運，能有機會去親眼目睹一個新世界。”沒有潸然淚下的惜別場面，貝聿銘對故鄉的眷戀被另一種更為強烈的情緒所掩蓋，那是他對未來的冒險，充滿了無限的向往和好奇。 在美國貝聿銘度過了他的大部分的職業生涯。他長袖善舞，八面玲瓏，與企業大老板、藝術家和國家元首交情不淺，但他的內心世界不是西方人所能了解的。在他經歷了太多的建筑和權力，移民和同化，美國式的奔放和中國化的收斂、頑固之后，他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個時代的建筑。 貝聿銘年逾80，而他活潑、冒險犯難的精神從來沒有改變過。這個在上海長大的中國人，了解、滲透進各個城市的內部，并在他的私人地圖上填滿東西。他從不循規蹈矩，總是試圖在標新立異中做到精益求精，而他的建筑也因其出色的現代感獨具光彩。他長期積累的精湛技術和藝術修養透過他那雙戴著黑邊眼鏡的眼睛穿透出來，沖破藩籬和整個時代。他均衡內心世界，陰和陽，上海和蘇州，東方和西方，新和舊，種種這些正是他血液中的中國烙印所賦予的。 青春逼人的美利堅 來到美國之前，貝聿銘的視野僅僅局限于中國的東海岸，他是一個沒見過太多世面的孩子。而美國之于他最初的印象則來自好萊塢的電影。 “我幾乎從不錯過巴斯特·基頓，查理·卓別林或平·克勞斯貝的電影。這也是我當時選擇美國，而不是英國留學的原因。在我看來，美國的校園生活似乎充滿了樂趣；我當時很年輕，希望過那種生活。” 雖然懷著一腔的熱情和沖動，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新事物的新鮮感在貝聿銘心中漸漸退去，留下的竟然是對故鄉和親人的思念。他想念“姐妹、兄弟、父親近況如何？”他總是給家人寫去一封封信。在內心深處，貝聿銘總懷著一種責任感，一種深藏的中國式的家庭責任感。“我是來學習的，之后可以報效國家，我這一代的中國人都有很強烈的愛國心，我想使中國變得富強，并為此出一份力。” 貝聿銘的滿腔報國之志最終消散在戰火硝煙里。1931年，日軍入侵東北，1937年日軍入侵上海，這是貝聿銘牢記至今的年份。后來爆發內戰，讀完麻省理工和哈佛之后的貝聿銘又產生了學成歸國的念頭，但父親卻阻止了他，對于他來說，這是一生中最寶貴的忠告。 1935年，貝聿銘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建筑，但他很快受到學校古板的教學觀念的打擊，還沒有正式開學就離開了那里。在對自己的繪畫基礎并不十分有把握的情況下，他來到波士頓報考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建筑工程學專業，系主任在貝聿銘學習一年后建議他考慮改學建筑。“我說我畫畫得不好那是廢話，我不知道許多中國人不會畫畫。但這鼓勵我去試一試。于是我試了，并且再沒有回頭。” 當時，歐洲正興起一種新的建筑風格，他們開始拒絕以往的繁冗復雜的概念，而傾向于清新簡明的線條。貝聿銘面對國際化的潮流，很難全部接受下來，因為他來自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直到后來他認識了建筑大師布勞耶，學到了“自由”的概念。 二戰之時，包豪斯成為納粹德國最早關閉的學府之一，建筑大師葛羅培斯因此來到了哈佛。當時的歐洲在建筑領域比美國先進得多，葛羅培斯帶到哈佛的是將建筑與其他學科融會教育的包豪斯式的教學方式。他帶來了馬丁·華格納教城市規劃；拉茲洛·莫霍里·納基教美術設計；馬歇·布勞耶教建筑，名師云集的哈佛深深地吸引著貝聿銘。在貝聿銘的學習過程中，布勞耶教授對他的影響極為深遠。馬歇·布勞耶提出光線對建筑是最重要的。他是太陽的崇拜者，他認為太陽的光芒使得建筑有了生命。貝聿銘回憶說：“我學習他的建筑，我學習他用建筑為人服務，為使用這個建筑的人服務，以及為什么做出這種設計的。我跟他有深厚的友誼，并持續了很久，一直到他去世。對空間的強調和外形的注重是他的特色，他認為，光線對一個建筑來說是最重要的。” 1942年，貝聿銘與陸書華結為夫妻，他們在自己的第一個家里建造了小花園，規模雖小，卻很有中國情調。花草使夫婦倆想起了中國，而貝聿銘對園藝的鐘愛可能就是那個時候開始的。當時，貝聿銘在郊外有一棟房子，他常去那里，在大自然中勞動，他常砍樹，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樹木更好地成長、結果。人與自然相輔相成是貝聿銘與生俱來且源自中國的信念，大自然在某種意義上也幫助他彌補了故鄉的失落感。 在貝聿銘結束了學業的時候，他和夫人來到歐洲。在歐洲，貝聿銘看了很多現代派的建筑，剩下的時間，大都在教堂里，所以他對法國教堂印象很深。貝聿銘記得：“它們總是很高，用石頭來建造這么高大的建筑，非常壯觀，那些近乎于達到極致的東西總是讓我心動不已。建筑和結構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我覺得建筑師如果不能意識到結構所蘊藏的力量，就不可能有好的設計。我篤信這一點。同時這個職業教你學會觀察，你的眼睛會教給你建筑的內涵。因此要學會去看去觀察各個地方不同的事物。在學習前輩和杰出人士的優點之后要用親身經歷來豐富自己，然后生活就變得更加充實，因為這個世界是你的，你了解它的歷史和其他。” 中國人的雄心——中銀大廈 貝聿銘一生的70多件作品無一例外地與金錢、權力和政治糾結在一起。他將外交手腕和設計的獨特混合運用在香港中國銀行、華盛頓國家藝術館、法國巴黎盧浮宮等70多件建筑身上。盡管有巴黎民眾對盧浮宮改建的反對聲浪以及波士頓保險公司建筑大樓窗戶紛紛跌落街頭的災難事件，這些并沒有影響貝聿銘躋身全球最重要建筑師的行列，他是現代主義風格邁向人性化的工具。他的知名度證明，不必借助過度裝飾或歷史的陳詞濫調，一樣可以創造出絕妙的公共空間。他把自己設計的建筑比作自己的女兒：“就是這樣，好像有人生了十幾個女兒，哪個最好，我沒辦法回答，每一個都有她的特點，每一個都有她的挑戰。” 貝聿銘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香港的中銀大廈。中銀大廈曾經是亞洲最高的建筑，貝聿銘試圖使中銀大廈的設計近乎純真，一如他童年時的純真，一種結構意識上的純真，進而達到美學上的純真。因為建筑賦予人類尊嚴，建筑是力量的代名詞，它必須要代表“中國人的雄心”。 故事就是這樣展開的…… 移交香山飯店后，貝聿銘撤出北京，住進香港的大都飯店。在那里喝酒時他告訴助手們，他的下一個項目是在香港的商業區邊緣，離大都飯店只有幾個街段的地方為中國銀行造一幢有紀念意義的塔樓。貝聿銘接受這份業務出于這樣的考慮：中國的高層銀行家都受過西方教育，而且老于世故；香港的承包商和工程師成熟老練，在全世界都有競爭力；同時也是出于一種懷舊感。1918年，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詒創立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當時貝聿銘才1歲。由于中國歷史發生了轉折，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銀行現在要祖詒的兒子為香港分行設計建造一幢威嚴的新辦公大樓，以表現一種樂觀、和解的氛圍。 香港似乎是可以讓貝聿銘得心應手開展業務的地方。香港與貝聿銘本人一樣，把新與舊、東方與西方合成為一體。香港是海外華人網絡的樞紐，也是在文化和地理上通向祖國的大門。 20世紀80年代，由于諾爾曼·福斯特大膽創新，為香港匯豐銀行設計了一幢高技術總部大樓，香港的建筑聲譽才得到改善。福斯特的設計仿佛是在惹人注目的港口沿岸地面上停放了一艘宇宙飛船。 早在上海時，匯豐銀行就開始與中國銀行在建筑上大唱對臺戲。幾十年中，這兩家銀行爭相建設日益氣派的大樓，和對方一比高低。 由于香港在1997年要交還中國，貝聿銘所設計的新的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大樓必然要象征香港美好的未來前景。這幢建筑必須使福斯特的銀行大樓和其他殖民統治的標志相形見絀，使香港著名的老公司放心，在中國政府的領導下香港會繼續繁榮昌盛。貝聿銘說，它應該代表“中國人民的抱負”。
編輯：roy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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