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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各地城市化進程加快，房地產建設項目讓一些較為成熟的文化園區遭遇拆遷，由此引發一系列沖突，其間牽扯到藝術家的維權問題，也牽扯到藝術生態的建設與保護問題。這個沖突因為發生在作為公眾人物的藝術家身上，格外引人注目。其實，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如何處理藝術園區、藝術家與城市發展的關系。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在經濟高速發展后，文化才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后勁。所以世界各國都在鼓勵民族文化產業的發展上不遺余力。而從西方近現代藝術的發展歷程來看，世界藝術中心也都是伴生于世界經濟中心的。意大利的資本主義萌芽帶來了文藝復興，同時也使其成為當時的世界藝術中心。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又把世界的藝術中心帶到了法國。二戰以后美國成為了世界經濟中心，世界藝術中心也隨之向美國轉移。而文化藝術的發展，最可寶貴的資源就是藝術家。

　　據了解，世界各國藝術家群落的形成，都有其自然的規律。為了挽留藝術家，針對藝術家的“安居樂業”問題，各國政府都殫精竭慮。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央美院教授馬路說，巴黎吸引藝術家、穩定藝術家的方法，是由市政府為藝術家提供一批廉租工作室和平價工作室。二戰以后，世界藝術中心開始轉移到美國紐約，20世紀80年代初，經濟好轉的法國意識到了世界藝術中心的重要性，進而推出了這些吸引藝術家的舉措。巴黎市政府要求開發商必須提供住宅建筑的３％，用作藝術家的廉租工作室。當然，這些藝術家必須參加過一定級別的展覽，才有資格申請廉租房。

　　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顯著增強，但是中國文化、東方神韻在世界的影響力，并沒有隨著經濟影響力的增長而同步提升。換句話說，目前，我國的文化影響力與經濟影響力并不相稱。  中華民族的文化創造力、傳播力和影響力還需要大幅提升。

　　作為全國的藝術文化中心，北京已經提出要建世界城市的目標。而世界城市不只要重視硬實力，更要強調軟實力，特別是文化軟實力。在這種目標上，重新思考對藝術家的態度，對藝術區的規劃，重新定位考量城市的發展與長遠利益是當務之急。因此，馬路建議，從發展“世界城市”的目標出發，政府可以在全國率先試點提供廉租藝術工作室，最重要的是讓藝術園區的生存能夠獲得政策和法律的保護，讓不那么財大氣粗、沒那么商業化的藝術家們能有一個相對穩定的藝術創作環境，而不再被開發商們“趕來趕去”。

　　地產業的高熱，對已經形成的藝術園區的沖擊顯而易見，不能忽視。 包括798在內的近20個北京朝陽區的藝術區被劃入拆遷范圍，已經引起藝術園區較為激烈的反彈。無論真相是什么，政府如何與藝術家進行有效對話，如何細心養護藝術生態，如何對文化藝術發展早作規劃，確實是一門學問。

　　馬路在遞交給有關方面的建議中寫道：“藝術家們可能很快又要到更遠的地方尋找工作室。不斷的遷移必然導致藝術家的流失。北京應該留住藝術家，特別是高素質和有發展潛力的藝術家，避免優秀藝術家流失。”

　　一方面，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地產業的暴利加劇了城市建設的功利化，導致一些形成的藝術園區被拆遷；另一方面，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武漢在內的一些大城市，也深諳特色文化藝術園區的成熟和培育，可以給城市發展添光彩，加高分。仍以北京為例，三里屯、什剎海文化就是特別典型的案例。許多藝術園區，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產業鏈，蔚為大觀。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因此城市建設才需要“規劃”。在規劃中，怎樣想辦法，想什么樣的辦法，給文化藝術發展留個恰當的位置，留住藝術家，本身就體現出見識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