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合璧

乾隆有足夠的底氣擴建圓明園。此時，經過一百多年休養生息的承平時期，中國進入了唐宋以后唯一的盛世：帝國版圖遼闊，外蒙、內蒙、青海、西藏等邊區皆隸屬于大皇帝；財政收入增加，國庫存銀長期保持在6000萬兩以上, 最多的一年有8000多萬兩，可謂空前罕有。

在經濟史學家保羅·貝洛赫（Paul Bairoch）充滿爭議的研究中，他利用二十世紀的數據，推算1800年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個人平均所得。在他的數字中，“亞洲”整體上比西歐略為落后，但領先整個歐洲，而中國則一直領先西歐。

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通過考察農業、運輸和牲口財產、人的壽命、出生率，以及資本積累和技術，來比較1800年前歐洲和亞洲社會，以反駁主流的工業革命前的“歐洲領先論”。他認為“即便到十八世紀末，許多歐洲以外的地區仍在技術方面保持領先，它們后來變得微不足道，并非必然……我們也不能假定歐洲以外區域的優勢，僅是過去一度輝煌、現在卻停滯不前的傳統所殘留下來的影響。十八世紀的亞洲固然并未出現如Joel Mokyr所謂的‘宏觀性發明’（即自發的、突然改變生產可能的全新概念）；但歐洲于1500至1750年間，甚至通常被認定為工業革命的時代（1750-1830），亦未出現此種發明。”

1743年，當法國傳教士王致誠來到圓明園時，他驚詫于這座離宮的富麗和魅力。“它由許多不同的建筑物組成，彼此被巨大的庭院、樹林和花園分隔開來，非常對稱，也很好看。所有這些建筑的正面，都用鍍金材料、油漆和繪畫裝飾，閃閃發光。房間內部陳設和裝飾了從中國、印度甚至是歐洲，只要是能夠得到的最美麗和最有價值的物品。”

喜好新奇玩意兒的乾隆不滿足于僅僅在圓明園的房間里陳設來自外國的物品。

他治理著一個舉世無雙的帝國，在位期間六次南巡，他在圓明園復制了他所鐘愛的江南園林。1744年，兩位宮廷畫家唐岱和沈源奉命完成了圓明園四十景圖。然而皇帝的目光放之四海。他大概在郎士寧的繪畫中見過西洋宮殿和園林，因此要求郎士寧和王致誠在圓明三園之一的長春園北部建造“西洋樓”建筑群。他要在自己的離宮里也能見到巴洛克風格的西洋建筑和美麗的噴泉。那將是中國式的凡爾賽宮。

1745年，“西洋樓”開工。那時尚沒有施工圖樣，郎士寧、王致誠和另一位精通數學、水力學的法國人蔣友仁共同繪制圖樣，由中國工匠施工。身為畫家的郎士寧熟悉歐洲近代建筑。他鐘意晚期巴洛克風格，“努力把建筑的體量化整為零，并注意運用光影的效果。盡管這些建筑的形式基本上是西洋的，但多少帶一點中國味”，（ 奧斯瓦德·奚倫：《中國花園》第九章“圓明園”）它們用大理石和磚建成，以中國琉璃瓦覆頂。

1751年完工的“諧奇趣”是最先建成的一處，它在西洋樓景區的最西端。這座建筑是歐洲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常見的巴洛克風格，由主樓、前后噴泉和西北的蓄水樓組成。主體部分有三層，兩個帶有圍欄的拱廊伸向水塘。主體建筑鑲著裝飾性的壁柱和高大窗戶，石欄桿裝飾以雕刻的西式花紋。主樓前有一座大型海棠型噴水池。從檔案中可以知曉室內陳設亦是西式，1750年農歷五月，乾隆曾命令造辦處將所需西洋物件開列清單，單列的大玻璃鏡便用來作諧奇趣的裝修和陳設，九月，由皇商范清注攜帶兩萬兩白銀赴西洋采辦。十一月，乾隆更傳旨把正樓平臺上銅欄桿改作琉璃欄桿，水池泊岸上銅異獸交鑄爐處依照原樣制作。可見，西洋樓的建筑由郎士寧們起草樣稿，然后由皇帝拍板。可以說，乾隆親自參與了西洋樓的工程設計。

整個西洋樓最宏大的建筑是海晏堂。兩層建筑共有34間，漢白玉階梯直通二層，環抱著樓前大型噴水池。水從一支巨大的蓬殼里噴出，水池兩側各有六只獸頭鑄像，每隔兩小時依次噴水一次，正午時，十二獸同時噴水。這座建筑內主樓后面是工字形蓄水樓。中為蓄水池，全池用錫板焊接而成，東西蓄水樓內各有水井，里面是軋水機，為蓄水池注水。除了海晏堂的噴泉，東部遠瀛觀、大水法的噴泉也是這里供水。蔣友仁為皇帝制作的提水機械一直使用到1774年他去世為止。

西洋樓的最東端，是七道左右對稱的八字形斷墻。磚墻上，以一種假透視的畫法，繪制了郎士寧母國意大利的水鄉威尼斯街景圖。“線法畫”得到皇帝特別的贊賞。

西洋樓室內陳設著西洋玻璃燈、西洋顯微鏡、西洋掛鏡、西洋幔子、自動玩偶、擺鐘和天球儀。蔣友仁常常被好奇的皇帝召見，表演那些機械玩意兒。在他的寫回歐洲的書信中，亞洲最有權力的中國皇帝雖然對歐洲所知不多，卻顯得頗為開放。皇帝問道，在那些從歐洲帶來的銅板畫中，有些在夸耀你們君主的勝利：他們是如何擊退敵人，才取得這些勝利？在這些公侯中，難道沒有一位能夠維持和平的？他又問這位法國教士，耶穌會能不能從歐洲把葡萄酒運來，能不能在中國釀造他們的酒，葡萄烈酒是不是比米谷烈酒更有益健康等問題。（尤根·歐斯特哈默：《亞洲去魔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臺灣左岸文化出版）

乾隆對歐洲的所知就像當時任何一位歐洲統治者對中國所知的程度。盡管當時歐洲向往“東方情調”已經一個多世紀，歐洲貴族們流行在自家的宅院和宮殿中仿造中式庭園 。而這一切基于他們從水手和傳教士那里聽到的關于中國的傳奇碎片和所看到的工藝品。法國路易十四的宮廷建筑師1670年便在凡爾賽宮建造了“瓷宮”。18世紀頭二十年，德王在易北河上匹靈堡建造了幾所中國式宮殿。1753年瑞典為慶祝王后生日也建造了一所中國式木構建筑。1765年普魯士王子建造了八角形中國式閣樓。（張復合：《圓明園“西洋樓”與中國近代建筑史》，《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第一本向西歐介紹中國建筑的著作《中國的廟宇、涼亭及牌坊建筑》也在1750年在倫敦出版了，作者哈夫彭尼并不真正了解中國建筑，1756年再版時增加的圖樣也沒超出當時旅游行紀刊登的中國風情畫。

東西建筑交互影響，相較之下，圓明園西洋樓倒稱得上真正的中西融匯，真正的西洋風格。而歐洲的中國式建筑只能算是學習了一鱗半爪。彼時英國最重要的建筑師錢伯斯，年輕時曾經在廣東居住過兩年。他在1757年出版了《中國的建筑、家具、服裝、器械及用品設計》一書，但他1757-1763年間為肯特公爵擴建蔻園，建造的八角形中國寶塔，卻是十層，而中國寶塔層數一般均為單數。也就是說，中國建筑所包含的傳統內涵，歐洲人無從領會，他們常常進行的“創造性”改動，讓這些建筑猶如玩物。

■ 懷柔遠人

帝國的君王乾隆自信而驕傲。他的個性原就不像他的父祖那么質樸，崇尚浮華縟文。他對外來文化的接納有著堅實的基礎──他那偉大的離宮應有盡有，讓外來者贊嘆不已。“這座樂園一定消耗了巨額資金。的確，沒有哪個國家的君主能像中國皇帝那樣，是這么巨大的一個國家的主人；或者能負擔得起如此巨大的開支；或者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

1771年三月，重修岱廟拆下的14件楠木被解送到了圓明園。僅僅這一年，圓明、長春、熙春、綺春四園的添建工程便耗銀33萬余兩。帝國的商人們也主動或被動為皇家園林捐獻巨資。1756年，兩淮鹽商程正可捐銀100萬兩，其中25萬兩被撥給圓明園銀庫。次年，兩淮鹽商黃源德又捐了100萬兩，乾隆下令把其中的30萬兩用來修建圓明園。

“圓明”二字，“圓”指個人的品德圓滿無缺，超越常人；“明”則意味政治業績明光普照，完美無缺。“圓明”二字，對這位承平皇帝而言，大概覺得妥貼至極。在他當政之時，盡管皇權已擴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仍要運用園林藝術手段，間接表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權思想。圓明園的重心名為“九洲清晏”，其九島環列無非是“禹貢”九洲，象征國家的統一，政權集中。東面的福海象征東海，西北角上全園最高土山名叫“紫碧山房”，從所處方位與紫、碧為名的含義，就是代表昆侖山。整個園林無異是宇宙范圍的縮影。在他手上，帝國達致了巔峰。

除了用美麗的園林裝點自己的帝國，這位虛榮的皇帝自我吹捧所用的華麗辭藻也可謂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宮廷。1760年平定西陲后，乾隆親自編了昆劇《八佾舞虞庭》。此劇名源自《論語》中的“八佾舞于庭”，八佾舞是宮廷專用的天子規格的軍舞。 因為舜曾為有虞氏部落首領，乾隆改為虞庭，直是以舜帝自居。那可是中國傳統里的理想國。

晚年的乾隆再次摩挲著《采芝圖》，他在上面題了一句詩“誰識當年真面貌”。是呀，當年誰曉得那個年輕的皇子，有一天會把這個巨大的帝國建設成一個堯舜般的“桃花源”呢？此時，侍郎郎士寧早已在阜成門外的墓地里安歇多年。圓明園內蔣友仁制造的水力機械也早就不能運轉了。在蔣友仁死后，太監們采用了最傳統的方式──人工供水。每當皇帝要來看西洋樓，他們就動用大批勞力，花幾天功夫灌滿巨大的儲水池，當皇帝來看時，所有的噴泉就正常噴水了。皇帝的個人愛好，并沒有發展為一種普遍的學習教育。而在1750年后，歐洲大部分技術和加速出現的各式發明突然出現，正得益于此前日漸興起的科學教育。

1793年9月14日，已屆垂暮的乾隆皇帝在熱河行宮接見了英國使團。馬戛爾尼勛爵希望能說服大清皇帝通商，并在北京派駐使節。在上年剛接到英國國王派使臣前來的奏報時，好大喜功的老皇帝欣喜萬分。他親自過問訪問的細節，這次中西交流的相關文件就有783件。

在賜宴當晚，帝國為遠道而來的使臣們表演了中國戲曲。其中，有乾隆親自編寫的昆曲《四海升平》，這可是難得的殊榮。開場是文昌帝率十六星神由金童玉女從仙樓引領出場。文昌的唱詞，全是《尚書》、《詩經》、《論語》等經典中贊美上古圣賢帝王的文德武功。（葉曉青：《四海升平─乾隆為瑪噶爾尼而編的朝貢戲》，《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8年2月號）

戲中，星神和水怪大戰，英國使團看得如墜五里霧中，出于良好的意愿，他們以為這是一出關于大地與海洋聯姻的戲，未曾看明白，戲中已借文昌君之后，說出清廷計劃：“英咭國貢使等，進表賜宴畢，不日賞賚遣還。”

所以，當馬戛爾尼回到北京，被告知要立即離開中國時，他們完全被中國人搞得不知所措。有學者認為，乾隆態度改變，是因為英國國王的禮品單太厚了，“奪走了乾隆的優越感”（葉曉青：《四海升平─乾隆為瑪噶爾尼而編的朝貢戲》）。

英國方面苦心挑選的代表歐洲最先進的科技和英國最精致的手工藝的厚禮，讓自大的皇帝感到“遠人”的強大。當英使提出所攜帶的部分禮品高大精密，安裝便需要

■ 中西合璧

乾隆有足夠的底氣擴建圓明園。此時，經過一百多年休養生息的承平時期，中國進入了唐宋以后唯一的盛世：帝國版圖遼闊，外蒙、內蒙、青海、西藏等邊區皆隸屬于大皇帝；財政收入增加，國庫存銀長期保持在6000萬兩以上, 最多的一年有8000多萬兩，可謂空前罕有。

在經濟史學家保羅·貝洛赫（Paul Bairoch）充滿爭議的研究中，他利用二十世紀的數據，推算1800年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個人平均所得。在他的數字中，“亞洲”整體上比西歐略為落后，但領先整個歐洲，而中國則一直領先西歐。

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通過考察農業、運輸和牲口財產、人的壽命、出生率，以及資本積累和技術，來比較1800年前歐洲和亞洲社會，以反駁主流的工業革命前的“歐洲領先論”。他認為“即便到十八世紀末，許多歐洲以外的地區仍在技術方面保持領先，它們后來變得微不足道，并非必然……我們也不能假定歐洲以外區域的優勢，僅是過去一度輝煌、現在卻停滯不前的傳統所殘留下來的影響。十八世紀的亞洲固然并未出現如Joel Mokyr所謂的‘宏觀性發明’（即自發的、突然改變生產可能的全新概念）；但歐洲于1500至1750年間，甚至通常被認定為工業革命的時代（1750-1830），亦未出現此種發明。”

1743年，當法國傳教士王致誠來到圓明園時，他驚詫于這座離宮的富麗和魅力。“它由許多不同的建筑物組成，彼此被巨大的庭院、樹林和花園分隔開來，非常對稱，也很好看。所有這些建筑的正面，都用鍍金材料、油漆和繪畫裝飾，閃閃發光。房間內部陳設和裝飾了從中國、印度甚至是歐洲，只要是能夠得到的最美麗和最有價值的物品。”

喜好新奇玩意兒的乾隆不滿足于僅僅在圓明園的房間里陳設來自外國的物品。

他治理著一個舉世無雙的帝國，在位期間六次南巡，他在圓明園復制了他所鐘愛的江南園林。1744年，兩位宮廷畫家唐岱和沈源奉命完成了圓明園四十景圖。然而皇帝的目光放之四海。他大概在郎士寧的繪畫中見過西洋宮殿和園林，因此要求郎士寧和王致誠在圓明三園之一的長春園北部建造“西洋樓”建筑群。他要在自己的離宮里也能見到巴洛克風格的西洋建筑和美麗的噴泉。那將是中國式的凡爾賽宮。

1745年，“西洋樓”開工。那時尚沒有施工圖樣，郎士寧、王致誠和另一位精通數學、水力學的法國人蔣友仁共同繪制圖樣，由中國工匠施工。身為畫家的郎士寧熟悉歐洲近代建筑。他鐘意晚期巴洛克風格，“努力把建筑的體量化整為零，并注意運用光影的效果。盡管這些建筑的形式基本上是西洋的，但多少帶一點中國味”，（ 奧斯瓦德·奚倫：《中國花園》第九章“圓明園”）它們用大理石和磚建成，以中國琉璃瓦覆頂。

1751年完工的“諧奇趣”是最先建成的一處，它在西洋樓景區的最西端。這座建筑是歐洲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常見的巴洛克風格，由主樓、前后噴泉和西北的蓄水樓組成。主體部分有三層，兩個帶有圍欄的拱廊伸向水塘。主體建筑鑲著裝飾性的壁柱和高大窗戶，石欄桿裝飾以雕刻的西式花紋。主樓前有一座大型海棠型噴水池。從檔案中可以知曉室內陳設亦是西式，1750年農歷五月，乾隆曾命令造辦處將所需西洋物件開列清單，單列的大玻璃鏡便用來作諧奇趣的裝修和陳設，九月，由皇商范清注攜帶兩萬兩白銀赴西洋采辦。十一月，乾隆更傳旨把正樓平臺上銅欄桿改作琉璃欄桿，水池泊岸上銅異獸交鑄爐處依照原樣制作。可見，西洋樓的建筑由郎士寧們起草樣稿，然后由皇帝拍板。可以說，乾隆親自參與了西洋樓的工程設計。

整個西洋樓最宏大的建筑是海晏堂。兩層建筑共有34間，漢白玉階梯直通二層，環抱著樓前大型噴水池。水從一支巨大的蓬殼里噴出，水池兩側各有六只獸頭鑄像，每隔兩小時依次噴水一次，正午時，十二獸同時噴水。這座建筑內主樓后面是工字形蓄水樓。中為蓄水池，全池用錫板焊接而成，東西蓄水樓內各有水井，里面是軋水機，為蓄水池注水。除了海晏堂的噴泉，東部遠瀛觀、大水法的噴泉也是這里供水。蔣友仁為皇帝制作的提水機械一直使用到1774年他去世為止。

西洋樓的最東端，是七道左右對稱的八字形斷墻。磚墻上，以一種假透視的畫法，繪制了郎士寧母國意大利的水鄉威尼斯街景圖。“線法畫”得到皇帝特別的贊賞。

西洋樓室內陳設著西洋玻璃燈、西洋顯微鏡、西洋掛鏡、西洋幔子、自動玩偶、擺鐘和天球儀。蔣友仁常常被好奇的皇帝召見，表演那些機械玩意兒。在他的寫回歐洲的書信中，亞洲最有權力的中國皇帝雖然對歐洲所知不多，卻顯得頗為開放。皇帝問道，在那些從歐洲帶來的銅板畫中，有些在夸耀你們君主的勝利：他們是如何擊退敵人，才取得這些勝利？在這些公侯中，難道沒有一位能夠維持和平的？他又問這位法國教士，耶穌會能不能從歐洲把葡萄酒運來，能不能在中國釀造他們的酒，葡萄烈酒是不是比米谷烈酒更有益健康等問題。（尤根·歐斯特哈默：《亞洲去魔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臺灣左岸文化出版）

乾隆對歐洲的所知就像當時任何一位歐洲統治者對中國所知的程度。盡管當時歐洲向往“東方情調”已經一個多世紀，歐洲貴族們流行在自家的宅院和宮殿中仿造中式庭園 。而這一切基于他們從水手和傳教士那里聽到的關于中國的傳奇碎片和所看到的工藝品。法國路易十四的宮廷建筑師1670年便在凡爾賽宮建造了“瓷宮”。18世紀頭二十年，德王在易北河上匹靈堡建造了幾所中國式宮殿。1753年瑞典為慶祝王后生日也建造了一所中國式木構建筑。1765年普魯士王子建造了八角形中國式閣樓。（張復合：《圓明園“西洋樓”與中國近代建筑史》，《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第一本向西歐介紹中國建筑的著作《中國的廟宇、涼亭及牌坊建筑》也在1750年在倫敦出版了，作者哈夫彭尼并不真正了解中國建筑，1756年再版時增加的圖樣也沒超出當時旅游行紀刊登的中國風情畫。

東西建筑交互影響，相較之下，圓明園西洋樓倒稱得上真正的中西融匯，真正的西洋風格。而歐洲的中國式建筑只能算是學習了一鱗半爪。彼時英國最重要的建筑師錢伯斯，年輕時曾經在廣東居住過兩年。他在1757年出版了《中國的建筑、家具、服裝、器械及用品設計》一書，但他1757-1763年間為肯特公爵擴建蔻園，建造的八角形中國寶塔，卻是十層，而中國寶塔層數一般均為單數。也就是說，中國建筑所包含的傳統內涵，歐洲人無從領會，他們常常進行的“創造性”改動，讓這些建筑猶如玩物。

■ 懷柔遠人

帝國的君王乾隆自信而驕傲。他的個性原就不像他的父祖那么質樸，崇尚浮華縟文。他對外來文化的接納有著堅實的基礎──他那偉大的離宮應有盡有，讓外來者贊嘆不已。“這座樂園一定消耗了巨額資金。的確，沒有哪個國家的君主能像中國皇帝那樣，是這么巨大的一個國家的主人；或者能負擔得起如此巨大的開支；或者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

1771年三月，重修岱廟拆下的14件楠木被解送到了圓明園。僅僅這一年，圓明、長春、熙春、綺春四園的添建工程便耗銀33萬余兩。帝國的商人們也主動或被動為皇家園林捐獻巨資。1756年，兩淮鹽商程正可捐銀100萬兩，其中25萬兩被撥給圓明園銀庫。次年，兩淮鹽商黃源德又捐了100萬兩，乾隆下令把其中的30萬兩用來修建圓明園。

“圓明”二字，“圓”指個人的品德圓滿無缺，超越常人；“明”則意味政治業績明光普照，完美無缺。“圓明”二字，對這位承平皇帝而言，大概覺得妥貼至極。在他當政之時，盡管皇權已擴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仍要運用園林藝術手段，間接表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權思想。圓明園的重心名為“九洲清晏”，其九島環列無非是“禹貢”九洲，象征國家的統一，政權集中。東面的福海象征東海，西北角上全園最高土山名叫“紫碧山房”，從所處方位與紫、碧為名的含義，就是代表昆侖山。整個園林無異是宇宙范圍的縮影。在他手上，帝國達致了巔峰。

除了用美麗的園林裝點自己的帝國，這位虛榮的皇帝自我吹捧所用的華麗辭藻也可謂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宮廷。1760年平定西陲后，乾隆親自編了昆劇《八佾舞虞庭》。此劇名源自《論語》中的“八佾舞于庭”，八佾舞是宮廷專用的天子規格的軍舞。 因為舜曾為有虞氏部落首領，乾隆改為虞庭，直是以舜帝自居。那可是中國傳統里的理想國。

晚年的乾隆再次摩挲著《采芝圖》，他在上面題了一句詩“誰識當年真面貌”。是呀，當年誰曉得那個年輕的皇子，有一天會把這個巨大的帝國建設成一個堯舜般的“桃花源”呢？此時，侍郎郎士寧早已在阜成門外的墓地里安歇多年。圓明園內蔣友仁制造的水力機械也早就不能運轉了。在蔣友仁死后，太監們采用了最傳統的方式──人工供水。每當皇帝要來看西洋樓，他們就動用大批勞力，花幾天功夫灌滿巨大的儲水池，當皇帝來看時，所有的噴泉就正常噴水了。皇帝的個人愛好，并沒有發展為一種普遍的學習教育。而在1750年后，歐洲大部分技術和加速出現的各式發明突然出現，正得益于此前日漸興起的科學教育。

1793年9月14日，已屆垂暮的乾隆皇帝在熱河行宮接見了英國使團。馬戛爾尼勛爵希望能說服大清皇帝通商，并在北京派駐使節。在上年剛接到英國國王派使臣前來的奏報時，好大喜功的老皇帝欣喜萬分。他親自過問訪問的細節，這次中西交流的相關文件就有783件。

在賜宴當晚，帝國為遠道而來的使臣們表演了中國戲曲。其中，有乾隆親自編寫的昆曲《四海升平》，這可是難得的殊榮。開場是文昌帝率十六星神由金童玉女從仙樓引領出場。文昌的唱詞，全是《尚書》、《詩經》、《論語》等經典中贊美上古圣賢帝王的文德武功。（葉曉青：《四海升平─乾隆為瑪噶爾尼而編的朝貢戲》，《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8年2月號）

戲中，星神和水怪大戰，英國使團看得如墜五里霧中，出于良好的意愿，他們以為這是一出關于大地與海洋聯姻的戲，未曾看明白，戲中已借文昌君之后，說出清廷計劃：“英咭國貢使等，進表賜宴畢，不日賞賚遣還。”

所以，當馬戛爾尼回到北京，被告知要立即離開中國時，他們完全被中國人搞得不知所措。有學者認為，乾隆態度改變，是因為英國國王的禮品單太厚了，“奪走了乾隆的優越感”（葉曉青：《四海升平─乾隆為瑪噶爾尼而編的朝貢戲》）。

英國方面苦心挑選的代表歐洲最先進的科技和英國最精致的手工藝的厚禮，讓自大的皇帝感到“遠人”的強大。當英使提出所攜帶的部分禮品高大精密，安裝便需要一個月，安裝后不能再拆開，不宜長途運送時，乾隆大為不悅，命令把其中的八件分別放置于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和長春園澹懷堂。他命令官員帶英使去瞻仰圓明園玩觀水法。或許，他是想給英使一個下馬威──你們國家所有的我天朝皆有，他還斥責接待官員、長蘆鹽政瑞沒當過粵海關監督，沒見過世面，這才被英國人給嚇住了。

　　然而，英國人肯定要讓老皇帝失望了。馬戛爾尼勛爵的秘書約翰·巴羅一直留在圓明園，他為中國之行做了大量準備，研讀了錢伯斯等人的作品。顯然，圓明園讓他感到了些微失望，“我感到全園各部分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離威廉、錢伯斯爵士的那種富于幻想的和過分贊美的描述相差甚遠……”

　　表面上對英國禮品等閑視之的乾隆，命令內務府為每件物品都配上了內襯黃緞的精美匣子，一年后，他還命令與最后一個荷蘭使團帶來的禮物相比較，沉浸在文德武功一統江山中的驕傲和自大，某種程度上扭曲了內心的真實愿望。

　　這些來自遠洋的禮物要在六十多年后，英法聯軍焚毀劫掠圓明園時再次為人所見。